杜衍是北宋著名政治人物,主要活动于真宗朝后期至仁宗朝中期,他以庆历贤相的声名,成为宋代“士大夫政治”背景下的官员典范。通过广泛搜集相关史料,考证并论述杜衍一生事迹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对于北宋“庆历之际”官员个案的研究有所裨益。杜衍的早年经历异常困苦,从社会底层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后来做官直至宰相,仕宦长达四十年。杜衍在地方任官时间较久,所莅任之处,都能有较大的政绩：擅长断案,屡次辨明疑狱；精于理财,常能施惠于民；治理民事,则深得各地民心。杜衍前期在朝廷任官次数少、时间短,却成就显著：如他积极建言时政,直指弊政陋规,处理公事用心严谨,法令严明,特别是在任御史中丞与开封知府时,对官吏舞弊为奸的腐败作风予以整肃,使权贵极其敬畏。庆历之际,杜衍长期担任宰辅,职掌枢密要务,积极支持庆历新政,并始终贯彻执行,特别在吏治、军政方面有较大作为：如坚决抑制以“侥幸”得官者,多次封还“内降”,并加强官吏纪律的管理；同时荐举了许多人才；还曾巡抚河东边防,决策军政大事,并反对以激进方式处理宋夏、宋辽之间的争端等。从庆历新政的一开始,杜衍因为受到反对者的不满而遭诬谤,与“庆历党议”便产生联系,其实,他在新政其间与范仲淹等革新派大臣之间的关系可谓“和而不同”,并非反对者所攻击的那种“朋党”。在庆历新政后期,杜衍实质上成为在朝廷里支持新政的唯一的宰相,由于其为官异常严厉、固执的作风,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杜衍也因深陷党争风波而罢相。杜衍虽对新政的施行与革新派的范仲淹等人不尽完全一致,态度相对稳健,认识上也有不足,但他依旧是庆历新政最重要的幕后领导人之一,也是倡行新政者中官位最高的。杜衍虽是“百日宰相”,但在庆历之际众多名臣之中,以其独特的品德操行而备受宋人推崇。首先,杜衍的为官思想体现出“清正谨慎”的特点：对于官员与俸禄、自身修养与处理上下级关系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但深谙做官之道,还热心于指教后生。杜衍为人注重修身自持,生活始终清朴节俭,业余之生活志趣在于读书、作诗、书法等文艺活动上,他致仕以后也一直心系天下,彰显出“先忧后乐”的伟大人格,宋代许多士大夫将杜衍视作堪为师法的一代良臣,在为官、生活中对他不断赞誉或效仿。其次,杜衍的交游对象大多为北宋名臣贤士,交游状况别具特色,杜衍通过交游活动,对后辈奖攉教益,以其卓越的施政作风,严格的自身修养,高尚的品格影响了一批批士人。另外,在退居南都期间,以杜衍为主的“五老会”诗文唱和活动推动了北宋南都文化的兴起,“睢阳五老会”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地域文化象征与士大夫文化交游盛事。总之,杜衍作为北宋社会从前期到中期过渡时代的一位卓越的名臣、贤相,在事功、德行方面堪为典范,成为宋朝新时代士大夫的楷模,对宋代社会以及吏治、士风等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