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是出口贸易大国,但并不是出口贸易强国。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依靠传统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发展模式变得不可持续。提升产品质量成为塑造中国出口竞争新优势、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资本市场既能为企业投资提供所需资金,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会加剧股东与管理层间的代理问题,如产生短视行为、风险规避,导致企业无法做出最优投资决策。本文基于股权融资和公司内部治理视角,研究了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与渠道,以及考察了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成为上市企业后,影响企业管理质量的股权激励、大股东治理等公司内部治理方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首先,本文对上市企业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典型事实进行了分析。发现,2002-2019年期间中国股权融资增量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重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市企业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比例呈递增趋势,但总体不高。前十大股东持股集中度高的上市企业比重有所下降,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有趋于均衡的态势;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较低,促使企业专注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力量较弱。中国并没有向出口高质量产品方向迈进,中质量产品出口比重变大、高质量产品出口比重变小;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相比,中国出口的高质量产品种类较少。其次,本文研究了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从管理质量、生产技术复杂性和中间投入品质量三个方面阐述理论机制,基于2000-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了一个包含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的样本,计算了企业-产品（HS6位码）-国家-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用于回归。使用PSM-DID模型缓解实证检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总体效应而言,企业上市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从动态效应检验来看,促进作用具有大约为期一年的滞后期,之后表现出持续性。进一步,检验企业上市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内在机制。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后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明显的提升,表明长期机构投资者高比例持股带来的高管理质量是潜在渠道;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种类数量、进口中间投入品质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企业上市只对进口中间投入品种类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上市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中介渠道主要是生产技术复杂性的提升。最后,本文探讨了成为上市企业后,基于资本市场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大股东退出威胁两个公司内部治理手段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深化对于管理质量渠道的认识。（1）考察上市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利用2003-2015年上市企业数据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了一个包含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与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样本,计算了企业-产品（HS6位码）-国家-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用于回归,运用PSM-DID模型识别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股权激励计划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交互项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这种促进效应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的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以及董事会独立性好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股权激励计划激励了代理人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且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会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从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是促进效应的潜在机制。进一步使用多产品企业样本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策略,促使企业出口向最高质量的核心产品聚焦。（2）考察大股东退出威胁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结合2003-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企业股票流动性和大股东交易竞争程度的交乘项来衡量大股东退出威胁程度,并计算企业-产品（HS6位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用于回归。结果显示,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能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运用分样本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提升效果在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高、行业竞争程度激烈以及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样本中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发明专利类创新、非发明专利类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都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但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只对发明专利类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增加能够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提升,进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从而,克服管理层的短视行为是提升效应的潜在渠道。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对于我国资本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上市企业治理水平以及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