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卫视为例,研究了1978至2008年间当代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发展、呈现与演变。研究发现,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电视公共性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而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发展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1978年以来,不同的力量如政府、市场、新闻工作者、公众等都从自身立场出发来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电视媒介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上因素的合力。第一章对媒介公共性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本文认为对媒介公共性的研究有必要区分体制层面的公共性和实践层面的公共性。第二章以1978年到1992年间央视的发展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的公共性尚处于萌发和初步发展阶段,电视公共性主要局限在有限的节目制作层面,主要的体现是中央台和地方台的一些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类节目、以及文化精英介入电视的运作实践等。离开政府的推动作用,这些节目难以为继。今天看来,这些节目背后的公共性其实非常有限。这一时期,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最主要力量是政府,《新闻联播》的核心地位说明,政府对电视的强化管理意在加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在理想主义的召唤下,怀着改良中国社会的梦想,纷纷介入电视的运作与实践,他们也是建构电视公共性的一种力量。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了1992年到2008年之间央视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可以用“有限而尴尬”来概括。自1992到2008年间,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唤醒了公民的自主意识,部分地推进了权力决策的透明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中底层官员行政权力的制约,其公共性是不容忽视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东方时空》打破了官方声音“一言堂”的局面,代表非官方话语的公共话语开始进入电视媒体;《焦点访谈》引发的焦点现象以对基层政府的权力监督为特色,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唤醒了公众的维权意识,但是,焦点现象所折射的媒介公共性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特殊的语境中的;《新闻调查》的最大特质在于通过记者的理性、独立的调查来揭露事实真相和内幕,进而监督权力、启蒙公众,但是,由于选题的限制和播出时间的调整,《新闻调查》在央视处于边缘化态势;《实话实说》的热播引发了全国谈话节目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谈话类电视节目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交汇,在一定程度上,谈话节目使公众实现了在电视上的个性化表达,激发了公众的说话意识,唤醒了公众的公民意识。但是,谈话类节目热潮对于私人性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是电视“去公共性”的表现,凸显了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危机。2003年央视在非典初期、前期的不作为凸显了媒介公共性的危机,后期央视和其他媒体开始介入报道,对非典疫情进行全方位报道,成为电视媒介公共性的一个转折点。2003年新闻频道的开播与实践,是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发展的重要一步。但是,总体上说,这种公共性仍然是比较有限的,就媒介公共性的应然呈现而言,中国电视公共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1992年以来,中国电视公共性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境遇比较尴尬。2003年以来,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其公共性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将中国媒介的公共性完全寄托于网络也是不现实的。2003年以来,传媒业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与评论方面,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包括电视,越来越呈现出联手与合作的迹象。1992年以来,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市场与新闻工作者。政府是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主要力量,政府对媒介公共性的建构更多地是为了维护政府自身的权威。市场是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另一种力量,市场的力量使代表非官方话语的公共话语开始进入电视。但是,市场对电视公共性的侵蚀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是,收视率导向的市场逻辑正在损害我国电视体系的经济基础。同时,电视忽略了培养公众对国家、社会发展前途的关心与参与,诸如政治参与意识等,这成为市场逻辑与媒介公共性的悖论。作为新闻专业主义力量的新闻工作者,是电视媒介公共性的践行者,他们也是建构媒介公共性的力量之一。政府与市场、新闻工作者共同推动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但是三者之间是不均衡的互动,政府是最主要的力量。第五章以凤凰卫视为对象考察商业电视台的公共性。凤凰卫视所体现的媒介公共性主要是由市场建构的,这一点与央视不同。凤凰卫视的一批优秀新闻工作者也促进了媒介公共性的建构。虽然凤凰卫视的公共性有限,但她对中国电视公共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市场并不必然地导致媒介公共性的缺失。第六章针对当前中国电视公共性的现实困境,提出中国电视公共性亟需重建,有必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服务广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