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翻译史上，自译活动是个特殊而显著的翻译现象。然而长期以来，翻译研究只关注单语作家，自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翻译理论界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对著名双语作家的关注，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作家的自译作品和自译行为。　　由于在自译活动中，译者面对的是自己的作品，因此自译者对原文的改动明显多于一般译者。自译者一方面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不再亦步亦趋地做自己的奴隶，面对自译作品中某些比较难以转换的言语难题，自译者的灵活处理很常见。另一方面，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发现原文的明显错误，自然会加以修改，写作作品时考虑不成熟的部分也可能在自译过程中加以完善。因此，自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写。然而，这种改写并不完全是任意的，正如勒费弗尔所说，译者若要使自己的译作得以出版或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就应该使译作符合目标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　　萧乾先生的自译作品与原文有很大出入。在自译过程中，萧乾采用了删节、增译、改编、替换等多种翻译策略，使其自译作品在英国大获成功。萧乾采用的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除了为修订与完善原文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目的语文化的考虑。其自译作品受到英国评论界的好评与英语读者的广泛欢迎，与其顺应当时英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分不开的。本文以萧乾在二战旅英期间出版的自译散文小说选《蚕》和通俗读物《中国并非华夏》中的十三篇文章为研究对象(该研究以2001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萧乾作品精选》中的萧乾自译作品版本为依据)，尝试从改写理论的角度探讨萧乾的自译作品如何在二战的特殊背景下顺应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由于涉及萧乾自译的赞助人因素等史料极为有限，因此，赞助人因素将不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