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曾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安福国会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被北京政府所认可的一个合法的议政机构，安福国会的产生、存在及运行对中国当时民主政治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安福国会自产生至运行的全过程，主要剖析了安福国会的产生、国会各项权力的行使、个案视角下国会的运行等，在此基础上对安福国会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首先，对于安福国会的选举，在以往的许多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只注意到了安福国会选举过程中存在的贿选、舞弊及军阀的操纵等问题，也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基本定性了安福国会的腐化与堕落。但事实上，通过对安福国会选举的全面考察，安福国会选举在程序上并未完全超越民主的框架。第一，选举是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修正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修正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众议院议员选法》等，这些法律对于选举都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安福国会选举也是依照这些法律规定所进行的；第二，选民调查客观存在。选民调查是选举的重要步骤，也是选举的基础工作之一。安福国会选举中的选民调查尽管也存在浮报、漏报甚至造假的问题，但在总体上各选区基本都是按照选举法的相关规定上报选民人数的；第三，选举过程存在问题，但选举程序合乎要求。各地的选举，无论是初选还是复选，尽管有许多人为操控的因素存在，但无论是选举规则的制定、选举过程的监督、投票检票的操作等等都是按照规定的程序而进行的。所以，安福国会的选举，问题是存在，但程序是合法的。其次，对安福国会的运行，尽管在军阀的操控之下，国会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也难以真正发挥国会应有的作用。但在安福国会存续期间，在制度的设计上它仍然具有一般国会所具有的权力和职能。通过对安福国会各项权力的行使——总统选举权、立法权、财政权、外交权、内阁同意权、质问权等诸多权力运行过程的考察及其效能的分析，从程序上看它合乎民主政制的要求。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尤其是国会与军阀之间难以割裂的政治及经济纽带，使得国会各项权力的行使往往都受到来自军阀的干涉、阻挠甚至是破坏。所以，它既没有能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前行，也没有能力对抗势力强大的军阀，其内部极为严重的涣散、分裂及背离的倾向，使其在不自觉中就沦为了军阀统治的工具而被迫卷入派系的争斗中。再次，以个案为视角来考察安福国会的运行，可以让我们在纵向追溯安福国会权力运行轨迹的同时，更以横向切入的方式探究其运行轨迹中一个又一个无法忽略的历史节点。安福国会存在期间，几个当时影响较大的历史事件，如对德参战案、1919年的南北议和、对日借款案及《西北筹边使官制案》等，这些事件与安福国会之间的关系无可否认，但其中安福国会所扮演并不是单一的所谓傀儡或工具的角色。其中，对德参战案是在结果已初见分晓，甚至普通民众都已默许的情形下由安福国会通过而正式公布的；1919年的南北议和中，安福国会有对议和的破坏，但相对于议和破裂的主要原因——派系的分立与争斗、双方和谈诚意全无、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等等，安福国会只能是这些注定要破裂的必然因素中的偶然因素，它的破坏作用是有限的，安福国会并不是导致南北议和破裂的唯一原因；在对日借款案及《西北筹边使官制案》这些体现皖系意愿的议案中，虽然这些议案都获得了安福国会的通过，但在议决的过程中，议员们对于议案本身也有质问、批判、反对甚至是抵制与抗争，但在当时军阀势力极其强大、民主呼吸极其微弱的情形下，这些抗争最终也只能以妥协或失败而告终。安福国会是中国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其产生、运行的过程又是当时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角力、斗争的反映，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一方面，它应民主发展潮流而产生，所以必须保留民主的形式、顾及民众的呼声、依照法律的要求运行并因此使得国会各项政治权力行使的结果常常难以遵从甚至违背了军阀的意志，也使得军阀及武人对国会的控制常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状。另一方面，因为与军阀特殊的利益及依附关系，它必然还要迎合军阀的利益需求，满足军阀对于国会的各种要求甚至幻想。存在于二者的夹缝之中，就决定了安福国会必然是游移于民主与专制之间，其民主的施行受制于军阀的控制，军阀的控制又以民主的形式加以体现。军阀虽然可以操纵国会却也不能事事如愿，议员对军阀虽然依附但仍有抵制等种种复杂的表现都掺杂其间，安福国会性质的复杂也便在于此。安福国会与军阀之间的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看似软弱无力的抗争其实都为我们今天深入认识当时中国的现状提供了更多思考的空间。也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议会政治在中国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失败的深层的政治原因，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为何多灾多难的理解，因为历史前进过程中的曲折与退步对我们客观地认识与评价历史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