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在拜占庭帝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在经济上,它是“拜占庭大粮仓”,是帝国重要的税收来源,为拜占庭帝国的财政收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宗教上,埃及与早期基督教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埃及也是帝国境内宗教纷争的策源地,帝国境内的宗教纷争或多或少与埃及相关。查士丁尼一世到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内忧外患的拜占庭帝国已无力支撑庞大的帝国版图,在埃及的统治不过是苟延残喘。一方面,从查士丁尼一世开始延续到伊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的财政危机,迫使帝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税收政策做了一定的调整。帝国通过增加税收、对埃及经济进行管控等方式从埃及获取了过多的财富,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和补偿。对埃及人而言,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缩小了埃及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埃及自身在经济上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自然灾害,例如瘟疫的爆发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财产的损失,往往还伴随着普遍的饥荒,严重地破坏了整个埃及的经济基础;其次,这个时期埃及大地产,包括教会大地产和世俗大地产的发展壮大也严重地影响了埃及经济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将财富、地位攥在自己手中,成为主导埃及经济的重要力量,从而加速了埃及土地兼并的进程,导致更多小地主和农民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埃及经济;最后,在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之前,埃及经济进一步衰败,甚至面临崩溃,严重影响了埃及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忠诚,以至于他们并不反对7世纪40年代埃及即将面临的巨大改变。经济因素成为拜占庭帝国丧失埃及的关键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