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界对于“危险方法”的理论界定存在不同的学说,这也导致了实践中关于“危险方法”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这种现象直接扩大了“危险方法”的适用范围,所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逐渐口袋化。“危险方法”扩张适用的结果不仅会使公民对于司法实践丧失合理预期,还可能导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滥用,量刑畸重等危害后果。“危险方法”的扩张适用,与条文本身的局限性、社会危险因素的爆发和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公众舆论导向的影响等息息相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既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涵盖新生事物,又要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法律一经制定就稳定运行,不能朝令夕改,从而保证法律的权威性。这是由立法技术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决定的。因此,对于“危险方法”不可能逐一列举说明,立法者只能通过对其进行概括来说明,而这种具有兜底性质的堵截性罪状描述,具有条文规定的稳定性却也缺乏刑法原则所要求的明确性。这是导致“危险方法”在实践中扩张适用的重要原因。对于“危险方法”的判定既要明确其所侵害的客体,即“公共安全”的范围,厘清不特定与多数人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应当综合考量行为引起危害后果发生的必然性、高度紧迫性和危险相当性。行为只有危害“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等,才可以认定为本罪。“不特定人”、“多数人”等都必定暗含着结果确定前对不特定多数人的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这些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危险方法的认定不仅在理论界存在争议,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适用不统一的现象,尤其是在故意传播传染病行为的定性、高空抛物行为的定性、危险驾驶行为的定性和无差别伤人的行为的定性等问题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对于上述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危险方法”,应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以及行为是否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两方面进行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