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用产权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探讨我国西汉时期技术、制度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秦汉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其根本因素是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是制度(如产权)的创新?技术的变革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减少交易费用的国家和意识形态又起了什么作用?本文首先综合诺思等人的观点，提出一个可验证的理论框架，然后用秦汉时期我国农业技术(尤其是铁制农具如铁梨)的发展来实证这一理论。 本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概述本文所用的理论框架，在诺思和拉坛及林毅夫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本文所用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用秦汉时期铁梨技术的进步来验证第一部分的理论框架，得出以下的结论。 (1)秦汉时期铁犁技术变迁所需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重农思想(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 (2)铁犁的技术变迁可以被视为发展进程所内生的，即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冶铁技术不断积累的结果，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农业或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听任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技术发展沿着“原始的”资源条件或需求的增长所决定的“有效”路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行盐铁官营对铁梨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铁犁的进步(二牛抬杠)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家庭规模(制度变迁)的变化需求的有力来源。如东汉时期庄园的扩张和家庭规模的扩大和牛耕耦梨的推广关系密不可分，相互促进。 (4)国家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在以制度变迁为基础的技术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通过强制性和诱导性的政策加速或延缓其进程。西汉时期的限田主张，政府奖励耕作，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上计制度中对土地人口的详细描述等。 (5)意识形态(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技术的变迁中也起到了类似国家的作用，国家的诱导性政策常常以意识形态的宣教形式出现，以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政府鼓吹重农抑商(抑商尚可以商榷，重农则毫无疑问)，降低了政府如果用强制力驱农的成本，而且增加了赋税。 (6)秦汉时期土地产权的变化(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导致单位土地上的投资增加(这是建立在经济学上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秦汉时期采取“五口之家”的限定家庭人口规模发展的政策，再结合秦汉时期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和统治者采取强制性和诱致性的政策，形成了资本(体现在农业技术的改进上面)在边际上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为汉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秦汉时期农业技术的进步，不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不是技术变迁导致了制度变革，恰恰相反，正是制度的变革导致了技术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