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家。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为他后续的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将技术哲学与现象学融合在一起,对当代资本主义尤其是“药理学”属性的技术渗透下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对教育、金融、消费、互联网、转基因、新农业、审美苦难、新媒体毒性等问题都有涉及。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深受法国的技术哲学家吉尔、西蒙栋和人类学家古兰的影响,他还把握住了海德格尔的观点: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行为是“去蔽”的形式。生产就是变“不在”为“存在”。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和知识之间的新型关系——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需要重新被考察。同时他还通过对胡塞尔的意识时间现象学中的第一持存和第二持存的解读和贯通,提出关于第三持存(retentionstertiaires又译作第三记忆)的原创性观点。有别于胡塞尔的记忆体验,斯蒂格勒认为第三持存是一种弥补人的生物机能种的记忆能力有限性的缺陷而产生的记录,他将第三持存的重点放在其在人之外的物的载体的属性上,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人的集体性记忆乃至文化传统成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被批量生产和控制的工业化对象。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勒将自己对于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数字网络化结构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基于技术义肢存在论之上的信息技术批判理论。另一方面,斯蒂格勒批判性的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逻辑,对当代技术与资本的背景下,人的个性化的丧失——思想的无产阶级化进行揭示。尤其指出了在电影蒙太奇的潜在影响下的好莱坞式文化殖民。现代电影、电视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隐秘控制和支配。斯蒂格勒用大量的现代社会事实来指认技术高速发展下的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的一种系统性愚昧。他提出,要在马克思的批判线索上建构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并且要续写数字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资本论》。期望可以针对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世界,将具有药学性质的技术中的消极之处逆转,同时将创新型的技术从资产阶级商品价值构式中摆脱出来,引导新的个性化,并且建设一种全新的知识共产主义。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被数字化技术侵入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对主体的新的数字化异化迫切需要认真的关注和探索。但是,斯蒂格勒的理论所探讨的数字化存在和数字化象征符号的统治,缺少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逻辑,这种缺失使得他的理论难以触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