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是德川时代武士道的创始人，也是日本兵学以及古学、日本中华主义之始祖。纵观山鹿素行的思想呈逐一递进的关系：六岁至十二岁，为其求学过程，也是为其思想体系奠定基础的时期；到“三教一致”思想的产生，已融合各学派的思想；从对朱子学进行批判起，开始对各思想进行批判；而后便进入了素行经学方面思想的重点时期，也就是产生了两种对立复古思想的时期，这两种思想是中华圣学与日本圣学思想。《圣教要录》为其复古精神的先声，其中提倡恢复中华圣人周公、孔子之道，并说孔子殁而圣人之统则尽绝。在书中，素行极力驳斥宋学，认为它是异端，因此与幕府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相抵触而获罪，遭受流放赤穗的命运。流放期间，素行有云：“夫罪我者，罪周公孔子之道也，我可罪而道不可罪，罪圣人之道者，时世之误也。”在此期间，素行完成了一生最有名并改变日本思想史的著作《中朝事实》，从形式上来讲，《中朝事实》为研究日本古典历史的著作，全书以汉文书写，与《圣教要录》相比较，二者意旨大致相同，都是复古思想的代表作，但代表的精神却不同，是从对中华的崇拜转为对日本本国、本民族的崇拜；最后一个时期为素行的晚年时期，主要思想为象数的宇宙观，想要为其思想建立一个哲学基础。从素行思想的发展变化来看，到后期时，其思想映射出的便是日本人对国家与民族的过分崇拜。古学派的素行如此、阳明学派的熊泽蕃山也如此，朱子学的山崎暗斋也有此思想，再后期的国学者、神道家们更是强烈的提倡排外，这种排外的思想是影响江户时期日本实施锁国政策的原因之一，也是对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史产生影响的原因之一。中日两国关系可以说既由于华夷思想而走向亲密，也因华夷思想而走向对立，因此对华夷思想的研究很有必要。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是“日本中华主义”的最好证明，也是日本人眼中“中国观”变化的极好的参考。对山鹿素行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得知神、儒、佛三者是如何习合的，而且也可以从侧面了解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与结构，可以为探究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一份有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