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广泛借鉴汲取前人研究理论及成果的基础上，以民族学的视角，采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裕固族的“民族过程”进行了综合地考察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对裕固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文化变迁展开探讨，分析其中表现出来的基本的特征和经验特点。尤而进之，对我国民族研究中一些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就文章相关的理论切入点，本文提出以下四个观点：一、在前苏联的民族过程理论中，“民族过程”是一个限定严格、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民族学专业术语，所以我们该理论分析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时，还是应该调动原理论的相关概念。二、前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理论传到我国后，我国学者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概念进行了修改。虽然，我国学者所提出的“概念”与原理论的“概念”在结构上一脉相承，所强调的“类型”也大同小异，但是，这种修改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前苏联相关理论原来的研究轨道，其实践结果的参考价值大大降低。三、就我国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尽管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未必准确非常，但尚没有一项新的“定义”能够超越其影响，为了方便人们的认识，我们尚不应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定义，而应该在重点掌握其基本精神的同时不断地对它进行完善，把其中必须引起学者最密切注意的部分标明出来，不致于非创造一个新的概念不可。斯大林民族定义最大的价值在于揭示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四、从民族的视野来看，文化变迁就是民族和文化之间互动的历史，是此二者追求动态平衡的时空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原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研究范式，具体分析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族体形态的演进对整个社会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影响，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探寻文化变迁的规律。在具体的民族过程的论述中，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裕固族，是一个以古代的回鹘和蒙古人及其后裔为主体，融合部分藏族、汉族的成分而逐渐形成的民族，是个两源多流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上，由于不断地迁徙，古代的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部分成员从原来的族体中分化出来，并交错杂居，这是裕固族民族过程启动的先决条件；从1 226年蒙古部落进入回鹘人居住的“撒里畏兀”地区起，到16世纪中叶关外诸卫东迁的近300年的时间里，生活在这里的回鹘人和蒙古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其内部开始孕育民族产生的土壤，地域、血缘、种族、宗教、政治等多种新民族赖以稳定存在的诸特征开始萌生、成长，但它们还十分朦胧和不稳定，对民族存在至关重要的共同心理素质也没有形成；直到东迁之后的清朝初年，裕固族才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真正地形成：虽然，同样源于古代回纥(回鹘)，可与维吾尔族的先民不同，裕固族先民坚守传统的游牧生产，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这种在经济文化类型上的差异使两者走上不同的民族发展道路；不过，由于人数很少，裕固族的民族过程更为曲折，也更容易受到当地多数民族的影响，这导致其文化不能实现完全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