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之前,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相关法条来处罚污染环境的行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犯罪日益猖獗,环境问题逐步显露,于是在1997年我国司法机关特意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写入刑法中。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环境问题愈发严重,此时人类的环保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在“保护祖国绿水青山,建设美丽祖国家园”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删掉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重新规定了新的罪名——污染环境罪,并对应调整了刑法条文的表述。这一修改使得该罪的认定产生了许多争议,理论界对争议问题的回答也是多种多样,本文立足于刑法规范,从保护法益、行为构造和罪过形式三个问题出发,以期通过合理解释厘清本罪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描述了污染环境罪的概况,纵向指出了该罪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路径,以及相关环境立法理念的转变,在这一基础上,总结出目前我国在认定本罪过程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一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尚不明确。要想解决污染环境罪行为构造和罪过形式的争议,离不开对本罪保护法益的认定,三者密切相关,故对该罪法益的认定尤为重要;二是在本罪行为构造的认定中,对于污染环境罪应当属于结果犯范畴亦或是行为犯范畴的争议十分激烈,立足于前文所认定的法益基础,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三是有关本罪的罪过形式认定也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理论界的学者主要分为三大阵营,分别主张该罪属于过失说、故意说以及双重罪过说,同时提出了各自的支持理由。除了三大主流观点的争论外,也有学者提出了罪过形式例外说、模糊罪过说等,但结合司法实践来看,本文更倾向于本罪属于故意犯罪。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法益。从宏观层面来讲,纯粹人类中心法益观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相违背,而纯粹的生态中心法益观则不适应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和司法现状。因此,综合二者的折衷说,即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更应该值得提倡。应当认识到,污染环境罪所要保护的最直接的法益就是生态环境,这是保护人类法益的前置环节,二者均需得到刑法的保护。第三部分研究污染环境罪客观方面行为构造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对一种罪名行为构造的定性应立足于具体罪名的保护法益,保护法益的不同决定了行为构造的不同,当一个罪名存在两个以上的保护法益时,当然就出现了某一罪名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情况。鉴于本文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观采用折衷说,因此在生态环境和人类双重利益的前提下,本罪既可以是行为犯也可以是结果犯。针对本罪在认定过程中的难题,在认定本罪的因果关系时,可以以间接反证说和疫学因果关系说为基础,采用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尽管理论中存在许多有关过失说和双重罪过说的论据,但该两种罪过形式在本罪中存在的弊端仍旧是不可否认的。立足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观,本罪的罪过形式应当属于故意。鉴于当前生态环境法益前置的现状,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环境污染但依旧放任结果的发生,就可认定行为人的故意。而对于主观上呈过失的行为,可以采用其他罪名来惩罚,或者危害不大时处以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