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一百六十首国风均是民间歌谣,展现其时代之社会生活,民风民情。说《诗》而为全篇立大义者,自汉儒始,及至历史前进,屡见不鲜。然史之解《诗》均以经学、历史为主,注重从史料中考察其背景渊源,从而附会以道德教化之义,不免失之断章与牵强。近代以来,考《诗》也大多脱离了政治教化,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日渐丰富多样起来。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多种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给解《诗》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意义。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诗经》从八十年代起,甚至可以说从闻一多、郭沫若等老前辈是就已经开始繁荣,近年来综合运用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来研究《诗经》取得了巨大成果。这种研究方法把《诗经》放入整个人类发展长河之中进行考察,抛开诸多政治教化的内容,获得全新的发展。但是多为《雅》、《颂》的重新阐释,对于《风》诗的再阐释则多有缺乏；尤其是对具体篇章的忽略,使笔者有机会对个别诗篇发表微不足道的看法,以期引发更多的批评和讨论。本文选取叶舒宪先生“多重考据”之理论,从人类学、发生学、符号学、民族学、语言学多个角度进行考察论证,以期对《诗经》之《关雎》、《东方之日》、《九罭》三篇作出全新的、更符合生活逻辑的解读。在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中,从多重角度对古典文化进行再阐释是叶先生“多重考据法”的主要研究理念。人类的进化有其相异之处,但大体的发展阶段和过程确是相去不远,从他民族、他地域的人类进化来考察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是一种全新的考据学方法。本文主要用横向和纵向两条线索来比较、演绎《诗经》的文化内容,以撕破其社会政治面具,揭开它人类本性的真容。在这其中将会引用大量的民俗、巫术实例来稳固自己的观点。本文的论证从第二章始,终至第五章得出结论。第二章为外证。通过将人化过程中人类外在条件的进化和内在表达符号的丰富化进行对照,我们发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思维进化与符号发展的对应性。又综合对法术思维存在必然性与普遍性的考察论证及法术与巫术之密切关系的推演证明了咒语产生的必然性,并通过世界范围内巫术及法术活动的比较来考证咒语行为的普遍性,从而证明《诗经》中咒语存在的可能性。第三章运用了内证的考据方法。众所周知,《诗经》这部伟大作品的产生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五百年间,这五百年也是由商代的宗教鬼神文化向周的礼乐文化过渡的时代。因此探究《诗经》的思想根源和文化背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夏、商、周三代甚至更早的时代。我们知道,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商代,国人都信奉巫教,从国家大事到生活中的琐事,都要占卜,具有明显的“神本”思想。《诗经》时代与夏、商、周的宗教文化,特别是统治人们思想意识的巫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当代学者借鉴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宗教文化学的观念和方法,剖析《诗经》中所隐藏的深厚的宗教文化意蕴,成绩斐然。然而对于具体篇章是如何受巫文化的影响,又包含了怎样的巫术内容,却少有人探究。因此,在这一部分论证中,我们将考察范围缩小至《诗经》的产生年代,通过考古证明、古汉字演进等方面例证来推究商周时代巫术的盛行及其至高地位,并考掘《诗经》内含的祝咒仪式和祈祭语言,从而为其《关雌》、《东方之日》、《九罭》等具体篇章的考察打下内证基础。第四章是以旁证的形式直指《诗经》与咒语的修辞及表现手法,通过考察咒语的语言,我们将其分为列举法、反复法、对句法、感叹词和命令语气等。在此基础上对比《诗经》的语言运用,我们发现,《诗经》的修辞手法、表现手法与咒语中表现手法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在综合以上外证、内证、旁证等论据的基础上,本文第五章对《关雎》、《东方之日》、《九罭》三篇进行从大到小、从宏到微的考察,条分缕析,从而证明此三篇爱情祝咒成分的逻辑真实所在。第五章是本文的中心所在,也是前文诸多证据所要推证的最终观点。通过二、三、四章一层一层抽丝剥茧的论证,我们认为,《关雎》是“淑女”为获得“君子”之爱,所施咒术之词；《东方之日》一文为男子性诱女子的咒语；《九鼠》描绘了女子为挽留深爱的男子卜筮、施咒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