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在本质和形式上都包含人际关系,它作为观念世界关系建构的话语方式功能是在对话过程中实现的。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关系是由风俗习惯、文化身份、社会制度和情势环境等因素决定的,而在观念世界中,对话则可以成为一种理想的关系建构话语方式。　　 先秦对话的不同形态与功能影响着其对现实世界的介入程度。与不同知识阶层的行为方式相对适,对话有一个从隐性向显性转变的过程,前者具有较强的隐喻意味,后者真正表明了对话的发生。　　 殷商时代占卜和祭祀是一种世人与神灵沟通的隐性对话,反映了殷商人力图建构一种面对面的人神关系的努力；从“对话”的仪式情境来考察,卜辞命辞可能有多种句式,陈述和疑问都不能反映占卜者的全部心态；殷商将人祭看成是世人与神灵对话最有效的手段,尽管人牲与物牲在具体杀牲之法上差别不大,但是卜辞记录的差异明显；在泛指词使用和语序安排方面反映了殷商人对人的认识的发展,也反映了巫和史两者的分化；在此过程中史者表现出向上和向善的力量,影响了后世史官的话语方式,从渊源上看史者的“实录”本来就与虚饰有一定的关联。　　 对话作为西周观念世界关系建构的话语方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周彝器铭文表现的后人与祖先的对话,二是《尚书》、《逸周书》的王者与圣人的对话。在殷商到西周的文化变迁中,由于人的主体意识提升,周人已经逐渐认识到祖先“人性”特征,他们的祖先崇拜可谓祖先人物崇拜；从器物组合制度来看,铭文也应该在一定的“文体系统”中来认识。单体铭文表现了缅怀祖先、显扬己身与寄望后嗣“三环并举”的祖先崇拜内涵；修辞是属于人的交流手段,通过同铭反复,西周人创造出独特的文体形态,来表现他们与祖先对话的姿态。　　 西周既是隐性与显性对话共存的时代,也是作为隐性对话向显性对话“移交”其关系建构主导权的时代,此后的历史都是显性对话作为观念世界关系建构的话语方式；后人整编先秦文献时大多保留了原有话语方式,对话形式即是其中之一；考察《尚书》和《逸周书》中的对话,可以发现其中的“君臣对话”有的展现了原始契约机制,也有的展现了平等、合作的精神意识。显性对话发生的关键在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对话行为、个体意识、族群交往的复杂关系最终催生显性对话；将周公塑造为“圣人”是历史的需要,也是记录他与周王平等对话的基础；文献展示周公成圣的过程,反映了儒家话语建构的努力。　　 春秋“礼坏乐崩”,但知识人尤其是儒家士人多有自觉维护礼乐的思想和举措,对话是他们的重要选择。言论对话是士人重要的思想工具,士人相对于史官更重视言论对话的价值；王者作为言论“触机者”和“摆渡人”对于对话的完整性和关系建构是不可或缺的；从春秋起士人对话重视“个人”超出前人,但是其中表现出的对人的“遮蔽”反映了士人思想上的矛盾；对话效应决定了对话结尾的特征,封闭或开放式结尾反映了不同的关系建构观念；史官执着于事的完整,因而多用封闭式结尾,士人则相反；春秋对话重视礼乐,既以礼乐立论,又在叙事中体验礼乐之“乐”；君子风度成为融合礼乐和对话的代表。在现实中,礼乐已经不被重视,士人执着于此,反映了他们意欲在观念世界中建构他们的理想关系。　　 对话是“元典时代”重要的话语方式,战国士人以智能行事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他们将对话作为自身最重要的话语方式；士人主体意识提升与话语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史著对话的开放性较前更强,但佚名对话者与士人主体意识同样体现出话语方式的矛盾；士人与王侯的对话是西周王者与圣人理想对话的延续；战国对话的“正效应”更多,即士人以言谏、游说干预现实成功的案例多,反映对话对现实介入程度更深；“独白式”对话是士人加强话语权控制的表现,也成为从对话到独立篇章的中间文体；《礼记》借助对话叙事,其中讨论往往涉及多种礼乐制度的源起,可谓礼乐制度的叙事化建构,表现出亲近生活的姿态,是一种十分珍贵的乐感叙事体验,能最大限度消解对礼制的抵触,是儒家对话对其思想体系建构有益尝试,较好地体现了儒家关系建构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