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洛阳是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多个王朝曾以洛阳为都或陪都。多重城市功能的叠加，使洛阳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系统的核心是生存、生活于城市中的人。生存的基础是洛阳所处的自然环境。为了维持生存，人类需要不断地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必需的物质和能量，同时应对来自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威胁。人、城市、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洛阳城市生态系统。“天下之中”，是这一时期洛阳所处环境的最重要特征。所谓的“中”，不仅指洛阳地处疆域的中心地区，更重要的是指洛阳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中心地位。从自然环境的角度讲，洛阳地处两个或多个地质构造区、地貌地形区、气候带、河流水系、土壤类型区、植物区系、动物区系等的交汇处。自然景观复杂多样，显现出汇聚于“中”的特点。“中”，不但是洛阳独特的环境特征，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自然各种因素汇聚于洛阳城市生态系统中，作为系统主体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利用、改造、适应了系统。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从环境中获取各种物质和能量。这些物质和能量储存于动植物、气候、土壤、水等各种自然因素中。汉唐时期，这些自然环境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处于长期的动态平衡中。洛阳城市人口也是变动不居的，自汉至唐，其数量经历了多次波峰波谷。自然的变动与人的变动叠加在一起，处于一个长期的动态平衡体系中。总的趋势是，人口基数不断增大，自然正熵不断增加。人们选择在伊洛河盆地适宜位置营建城市，用有形、无形的边界设定出城市社会与外界环境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洛阳的城市腹地，首先是伊洛河盆地内，其次是伊洛河流域地区，而作为都城时则往往扩大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整个国家。与之相对应，在行政区划上就是汉唐时期的洛阳、河南二县，统县行政区划的“河南”，人们观念上的三河。伊洛河盆地是洛阳居民生存的基础，提供了果蔬、肉类、水以及部分的粮食等物资。汉唐时期，以步行或车运，一日行程大约15-25公里，以洛阳城为中心，这样的范围在汉魏时期主要是伊洛河盆地中部；在隋唐时期则偏于盆地西部。“河南”，勾画出了洛阳基本的城市防御体系。汉初的河南郡、河东郡和河内郡，在人们的观念代表着“天下之中”，政治、文化的渊薮。三河准确地反映了洛阳在城市生态体系中的位置。一方面，非都城时，包括洛阳在内的三河是长安、开封的城市腹地和防御带。洛阳是长安、开封城市生态体系中的一环。另一方面，洛阳为都城时，三河是京畿，是洛阳的城市腹地，其重要性要高于城市的辐射地带。洛阳的城市辐射地带往往是整个国家，物质、能量、信息、人口等汇聚于洛阳。其中漕运和仓储是洛阳自辐射地区吸纳生存物资的主要手段。而辐射范围的盈缩则与洛阳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环境是人生存的基础，但也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灾害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自然因素变动的频率超出了人类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可能造成一定的灾害；另一方面，人们的自然观念，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应对方式又会加剧或舒缓灾害的程度。汉唐时期洛阳的灾害记载，往往将灾害政治化、社会化。将自然灾害从人们的观念中挑出，才能客观地认识灾害的影响。环境是洛阳能够存在、发展的基础；人类则在洛阳适应、改造环境，创造出洛阳的辉煌历史。人类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因此，我们主要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角度，围绕洛阳人的生存问题，探讨洛阳这一特定城市生态系统在汉唐时期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