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党政治时代,处理党政关系是各国政治生活中的要事,这一点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更为必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级人大是中国的权力机关,其中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是党政关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关系,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政治关系。从国家立法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的立法活动,另一方面是人大作为国家立法机关通过行使立法权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和制约。根据中国共产党与人大关系所呈现的特点,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人大关系分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前夕,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人大的工作也卓有成效。第二阶段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发生倒退,遭到扭曲,立法工作基本停顿,人大自身建设发生倒退。第三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发生重大转变,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成为党的共识,人大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走上了理性回归的快车道。回顾历史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现实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具体运行机制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的有效组织形式；通过党组这一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三个具体路径影响立法：首先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和政策引领立法活动,其次通过主导立法过程影响立法,最后通过在人大中的党员代表影响立法过程。弄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与人大关系的具体运行机制及其问题,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善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关系。其实,马克主义经典作家与现实的法律法规都为改善二者关系提供了依据。此外,中国共产党要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进而实现中国共产党与人大关系的合理化,规范化,离不开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执政经验的借鉴和学习,通过分析西方国家政党与人大关系,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第一、政党控制或影响立法,要非常注意对民意的收集；第二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本质上还是政治组织,并不是国家政权机关,所以党的大政方针形成后要通过人大上升为国家意志才具有普遍效力；第三、要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分析了问题,对策何在?首先,科学界定中国共产党与人大的职权范围,其次,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政党运作的法制化建设,最后,充分发挥人大职权,加强并完善人大作为人大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