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证人出庭作证是我国当前面临“庭审实质化”诉讼改革要求之一,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的现象屡见不鲜,证人出庭作证率较低且一直未有较大改善,要保证每一个案件中的所有证人出庭作证似乎依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更好地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证人的庭前陈述往往成了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将庭前证言笔录替代为证人不出庭时的证人证言。理论界对于庭前证言笔录的适用情况有着诸多观点,有的学者反对案卷笔录中心主义,认为证言笔录无证据能力,对庭前证言笔录的使用持反对态度;有的学者则认为在我国刑事证据法中,庭前证言笔录是具备证据能力的,证人当庭证言或者传闻证言(包括庭前证言)可顺利进入法庭并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当前立法上对庭前证言笔录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一方面强调证人出庭作证,另一方面又规定其可以当庭宣读,尚未明确庭前证言笔录的证据能力问题。在证人出庭与证人不出庭的两种情况下,庭前证言笔录在我国的适用均存在不规范之处,特别是在证人不出庭作证时,庭前证言常被默认具有证据能力,能够进入庭审并成为定案的根据。虽然庭前证言笔录有其自身优势,但大量适用将产生一系列问题,所以必须要进行合理规制。案件证据进入法庭须符合一定证据资格,而庭前证言笔录本身就缺少资格门槛,允许其随便的作为庭审证据,会对被告人的质证权利造成侵犯,当然,这并不是彻底否定庭前证言笔录所具有的证据价值。两大法系中的传闻证据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都对其有明确的例外限制,赋予其特定情况下的证据能力,设置证人证言的例外情况,恰恰是为完善当下我国庭前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适用,并为强化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我国应立足于当前司法改革实际,合理借鉴两大法系的证据规则,提出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几点例外参考情况,通过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配套措施缓解证人出庭难的困境,使得法庭审判更具公平正义,从而提高我国司法效率和诉讼经济价值。同时,在使用庭前证言笔录的过程中,规范庭前证言质证规则,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则。庭前书面证言审查后确定其具备证据能力,对此方面的适用及完善制度的规定,并不是单纯地对证据进行比较判断然后直接作出选择,而是通过对综合证据材料之间的真实性能否相互印证来作为认定依据,考查其证据的证明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