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拓展境外投资业务,走出去企业的税收征纳问题因而成为税法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适用CFC规则对境外企业实施税收征纳管理,但我国CFC规则立法时间短,内容相对简单,不成体系,因此在适用中出现诸多问题。“合理经营需要”作为CFC规则中判定企业留存利润是否正当的重要依据,如果其界定标准得以明确,CFC案件审理中的很多矛盾将会得到化解,本文从这点出发试图探讨我国CFC规则中合理经营需要的界定问题。本文通过介绍受控外国企业规则产生的背景和相关概念,引入CFC规则中关于合理经营需要的规定。合理经营需要作为CFC规则在《企业所得税法》层面的豁免条款,尚无法律对其判定标准做出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分析典型国家CFC规则中关于豁免条款的规范,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完善“合理经营需要”的认定。同时对“合理商业目的”和“合理经营需要”进行比较分析,参照合理商业目的细化合理经营需要的界定。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产生背景以及相关概念,受控外国企业规则最早产生于美国,用于规制迟延纳税行为。鉴于海外投资规模增加,企业利用境外子公司规避纳税的现象屡禁不止,我国引入受控外国企业规则。接着介绍了我国适用CFC规则处理的典型案例以及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引出合理经营需要因判定标准不明需要细化。同时介绍了受控外国企业规则的相关概念。第二章主要介绍我国受控外国企业规则中对于合理经营需要的认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缺乏系统性的立法框架并且理论上就其判定标准未能达成一致。同时将合理经营需要等同于合理商业目的也是适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合理经营需要和合理商业目的的对比分析,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合理经营需要和合理商业目的概念界定相似,作用相同,都是针对避税行为,并且合理经营需要的判定标准可以部分借鉴合理商业目的的界定,但适用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差别。合理商业目的是一般反避税的规制条件,合理经营需要则适用于特别纳税调整,隶属于合理商业目的不能规制的领域,二者之间可以视为一般和特别的关系。在实务应用中因界定标准不明确税企双方就合理经营需要的认定以及证明责任的承担存在分歧,同时针对CFC规则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分离,完善CFC规则涉及多方利益的平衡是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第三章最后介绍其他典型国家(美国、德国、韩国等)对受控外国企业规则豁免条款的规定及立法演变,方便我国在细化合理经营需要判定标准时援以参考。第四章提出CFC规则的完善建议,明确了在税务争议诉讼中合理经营需要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问题。建议我国从境外公司存续期间、是否实际开展经营活动、未分配利润的时限,是否实施关联交易、对未分配利润同时适用比例豁免和数额豁免,以及采用高税率地区豁免的方式对合理经营需要的判定标准进行细化。提出应当主要由税务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同时企业承担协力义务来分配举证责任,对于适用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开展的反避税调查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高于一般税务争议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