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如果合谋是最大的邪恶,那么算法合谋就是最隐秘的邪恶。合谋因存在诸如消费者福利损害、扭曲价格信号、扼杀经济自由、破坏竞争秩序等负面经济效果而不受欢迎。合谋本就是一种具有垄断本质的反竞争行为,而算法与生俱来的黑箱性质却放大了合谋的反竞争效果,增加了合谋行为的取证和定性难度。可以说,算法造就了更快、更高效的合谋的达成与实施。关于如何规制算法合谋的问题,国外已经进行了很多的研究与探讨,并涌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对于该问题仍争议较大,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通过对算法应用下的四种合谋场景进行研究,分析算法合谋潜在的反垄断挑战,并提出了关于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的几点思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反垄断法视域下的算法合谋概述。这一部分从算法的原始含义引入,接着分析算法在商业领域的应用,以引出算法合谋的主题并界定其含义。在此基础上分析算法对合谋的形成、合谋者的合谋动机以及相关市场结构条件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反垄断法视域下算法合谋的行为模式分析。通过列举算法合谋最主要的四种表现形式以及典型案例,对算法在合谋场景中的作用原理进行分析。然后比较算法合谋与协同行为、平行行为的关系,并提炼出算法合谋的垄断本质。第三部分是算法合谋给反垄断制度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反垄断执法与反垄断理论两个方面。其一,增加了反垄断执法中合谋行为的发现、调查、认定和归责的难度;其二,算法合谋挑战了传统反垄断理论领域对于平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四部分是关于完善算法合谋反垄断规制的建议。首先,充分发挥现行立法对规制算法合谋的适用价值。其次,完善针对算法合谋的监管制度,从监管理念、监管工具、监管方式和监管模式四个方面进行优化,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最后,在相关反垄断执法中重申乔治·施蒂格勒提出的经济学进路,在认定合谋行为时重视经济证据、环境证据等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