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电子媒介给全球媒介生态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些媒介正使麦克卢汉“全球村”的预言变为现实。新技术使媒介生态圈中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媒介融合。媒介的融合进而带来了一系列效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融合。出于不同角度的思考,学界及业界对媒介融合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恐慌和兴奋。迄今为止,学者都认为融合的未来还无法预测,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和日期,它是一个演变过程。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媒介形塑我们”的论断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有着重大影响力,同时也一直引起激烈的争辩。到底是“媒介形塑我们”还是我们选择并决定媒介,这是一个关于“媒介的‘自我意识’”与“我们对媒介的意识”何者在先的问题。在新兴媒介环境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歌唱竞赛真人秀节目《美国偶像》在北美产生了巨大的成功,进而将这种传播和成功扩散到全球,《偶像》的中国版本《超级女声》也在2005年的中国引起轰动,中美两个版本《偶像》都创造了无可比拟的收视奇迹和商业效益,编织了一幅新奇而壮观的媒介融合的情景。多种电子媒介的新环境通过《超女》节目引爆新兴媒介和用户参与的巨大潜能,并由此带来某种文化转变的预示性,如果不是一种宣示的话。　　 目前在《超级女声》的研究文献中有文章关注到媒介的层面,认为“超女”是“所有媒体集体出洞的无缝覆盖”的结果,但都未深入研究。北美学界对《美偶》的研究较少关注媒介认知,而詹金斯的研究则重点放在经济层面。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没有将这一现象的跨文化传播纳入考察视野。为了弥合这种研究的鸿沟,本文从转变中的媒介环境及其认知的角度对《偶像》现象进行考察,分析媒介融合发展趋势,进而观察二者的媒介策略和用户参与的行为倾向,分析其与中西方认知和思维模式的关联所在。　　 本课题遵循实用主义的哲学思路,采用文献研究、对比研究和自传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本文的总体理论框架为麦克卢汉“媒介形塑我们”的媒介心理学哲学理论。作为对麦克卢汉“全球村”媒介生态研究的继续研究和发展,“媒介融合”理论也作为描述与定位多媒介生态的概念在文中加以考察。本文以一个普通观众和《超级女声》和《美国偶像》的媒介接触者的身份展开自传式民族志的人类学方法研究。　　 研究发现,电视2.0时代已经到来。当新兴媒体以其技术融合的优势将多种文字及视像功能以“超链接”形式完成新的媒介组合,电视媒介的身份和功能开始受到怀疑。在《偶像》现象媒介生态图中,我们却发现一个发生在电视媒介语法上的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重大的分离: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交互的转变。　　 《偶像》现象的共时交互和异步交互带来媒介及文化融合的新秩序。《超级女声》方面,手机短信在投票参与的即时交互中与用户的情绪生成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深度卷入。“超女贴吧”的繁荣给网络参与文化铺路,并成为“集体智慧”文化模式生成的积极促进因素。《美国偶像》一边,大众投票方式和行为仍然体现出规则的稳定性与相对的理性。深度参与使个人化的单一媒介使用转向全方位的媒介参与行为。《偶像》现象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北美,媒介的“自我意识”先于人们的控制和意识。　　 在另一个比较的纬度上,中西认知思维方式与“大脑单侧化”的感知偏好关联密切。《超女》的跨文化表现体现了作为右脑思维主导文化的中国文化的“整体感知”和“关联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超链接”式思维在电子媒介融合时代悄然对接,将在中国产生双重效应:深度卷入使得情绪和直觉得到绝对显性放大,当它成为一种景观,就成为一种文化幻觉。同时,人们的深度卷入又可能通过合作和交互形成一个理性建构的平台。在西方,新兴电子媒介则促进了以左脑思维主导的西方文化中“整体感知”的恢复,但同时,西方的“科学认知”和“线性思维”也继续在《偶像》中得到演绎。在“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文化语境下,融合中的媒介为从逻各斯向秘索斯回归的感知平衡提供了契机。　　 作为结论,本文认为,媒介融合是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和秩序。这种秩序由电子技术铺设,由用户参与创造,这种秩序的核心涵义是:媒介形式已经成为内容,并以形塑我们的行为方式,进入潜意识系统并将再次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同时,在历史的坐标上,“融合”在文化的意义上标志着中西方认知方式正在走向对方,寻求一个理性与感性相平衡的支点,而这个支点很有可能就是雅克·巴尔赞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化结构:一种“灵与智的结合”的审美和感知倾向。于西方而言,电子媒介的整体感知可能是走向感性平衡的方式,于中国而论,电子媒介或可成为其走向理性平衡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