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考察帝国国防方针的演变史来探究日本明治时代末期到大正时代前期的国防政策。在日俄战争后,为了维护和扩大所获得的在满韩权益,并使日本的国防政策适应新的国防环境,日本在1907年制订了帝国国防方针,较为详细的规定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扩军标准和作战纲领。国防方针使日本明确了战后经营的思路,确定了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加紧进行军备建设的国防政策,并对统一陆海军的战略思想、协调各军种战时协同作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制订过程的先天不足,以及其所要求的军备计划过于庞大,导致日本的国防政策在明治末期陷入困局,使得帝国国防方针出现了修改内容以摆脱困境的现实要求。而进入大正时代后,日美关系的恶化、日英同盟的空洞化以及日俄协商的强化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着日本政府自第二次西原寺内阁以来不断强化大陆政策,中国对日本的战略价值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经过防务会议的协调,陆海军间的关系也由于预算问题的解决而缓和,从而为国防方针修订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所有这些因素累积在一起,终于促使陆海军开始进行国防方针的修改工作,两军种经过协商,各自推出了代表自身修改意见的原案,并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以此为基础最终实现了国防方针的第一次修订。新的国防方针将中国列入日本的主要假想敌之列,并依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加入了总体战的内容,同时军备扩充的标准也达到了大正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却成为了大战结束后日本不断恶化的财政的沉重负担,而在总体战时代如何选择国防战略及军备发展的方向的难题也使得陆海军内部争论不休,加之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使得新的国防方针在问世后不久就失去了生命力,日本的国防政策也重新陷入了野心与国力的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