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代末这个特殊的时期,由于政局的变化,北平从政治、文化的中心走向边缘。在北平这个在政治、文化上已经荒漠化的城市,以周作人为首的苦雨斋文人坚守着自己的纯文学立场,他们不因环境的转变而放弃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在期刊纷纷停办的20年代末,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全身心的投入到文学的创作中,并创办了纯文学刊物----《骆驼草》。他们将刊物的读者群定位于高校师生,始终不渝地坚守着自己的精英路线。《骆驼草》的创刊与经营,为京派的生发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作品的平台,对培养京派的作家群有着独有的贡献。近年来,学者们愈来愈认识到这个刊物的重要性,天津师范大学的高恒文在他的著作《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中对于这个刊物有一个整体的介绍;青岛大学的刘增人教授的研究主要从期刊发展史的角度对《骆驼草》时期全国期刊的创办情况进行了研究,论述了这一时期《骆驼草》在北平所产生的文化学上的影响;青岛大学的王健在《<骆驼草>周刊的文学一文化阐释》中以《骆驼草》为研究原点,解读期刊在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的何三三在他的硕士论文《<骆驼草>时期的废名与前期京派文人》中侧重研究了这一时期废名的文学创作。但对于刊物的论述大多只是提纲式的,或在研究京派作家群体时有所涉及,或在研究京派某一作家时简述其与期刊的关系,往往是一笔带过,没有专门的详细研究。针对刊物中所发表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更是没有专门的研究,尤其是《骆驼草》和沉钟社的关系更是极少人涉及。研究刊物,最主要的还是要回到作品自身,让作品说话,从中了解作品的历史价值,这才是研究的根本。笔者认为,《骆驼草》的意义远非只是促使京派形成的一个支流,它为京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行了人员储备、提供了实践平台,对培养京派的作家群做着独有的贡献。《骆驼草》上发表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史价值。如:代表周作人散文创作巅峰的《专斋随笔》;废名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俞平伯的散文集《杂拌儿》的部分内容等。由于刊物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造成了主要作者在文风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对于青年作家的文风和审美取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这份期刊,使当时在北平读书的一些学生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论文对《骆驼草》的影响进行了重估。首先介绍了《骆驼草》创刊的始末以及三十年代初期《骆驼草》同人的生存策略,并由此透视出那个时期北平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与南下作家由此产生的观念和创作上的不同;接着介绍了刊物对于年轻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并以周作人在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介绍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的文章对于卞之琳、芦焚、汪曾祺所产生的影响为例进行论述。阿左林对于西班牙古城的描写中的忧郁笔调对芦焚的中國小城描写的氛围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他“散文化小說”的写法对于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形成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阿左林关于生命的深入思考则对于卞之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又进而探讨了阿左林所处的“九八年一代”的美学观《骆驼草》同人和学者的影响。论文同时探讨了《骆驼草》作家群在此期间文风的转变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特别提出了《骆驼草》的创办和沉钟社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阅读大量的信件和日记,发现了沉钟社成员在刊物出版前后所作出的努力。自《骆驼草》创刊以来,沉钟社的成员冯至就一直扮演着发行者的身份,而刊物的办刊地点则是杨晦的居住地。从沉钟社成员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沉钟社的成员们也一直是把《骆驼草》作为他们社团的期刊来看待的,并且通过《沉钟》和《骆驼草》的比较,指出二者之间在刊物创办风格和方针上的相似性。但这在文学史上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论文最后,通过《骆驼草》和同时期的纯文学刊物进行比较,以凸显它的历史意义。撰写这篇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和文本细读法。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搜集与本论文有关的信息和资料,以求全面的掌握和选题相关的各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