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当前国内围绕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争议，本文的分析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有哪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具体而言，本文先通过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历来遵循的分别以体系、社会和国家为中心的三种研究路径各自的侧重点，进而提出要以国家为中心，使之在国际体系和社会力量间架起桥梁，以此来打破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建立起体系、国家和社会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决策中发挥作用的逻辑关系。　　国家，在本文中主要强调的是国内制度结构，在美国具体表现为行政-立法两大部门的互动和博弈，在塑造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上能够决定这三个层次发挥作用的次序和方式。美国处在一个“弱国家、强社会”的制度结构下，因此，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不断面临来自国内社会的压力与挑战，权力系统分散的国会则常常充当国内社会压力的“传感器”，而府会在贸易领域的权力分享，使得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最终取决于总统和国会之间权力和关系的演变。当美国的贸易政策决定权更多地被总统所掌握，美国通常会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做出更快更强的反应;而当总统控制贸易问题的能力被削弱，国会掌握贸易政策主导权时，美国则会表现出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反应迟钝，而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反应更加灵敏。　　根据该理论视角，本文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1934年体制”的变迁进行了实证分析。在“1934年体制”建立及发展的这一阶段，美国通过1934年和1962年两部贸易法，确立了总统在贸易政策领域的主导权，而总统基于对国际体系力量变化感知和全局利益的把握，促使美国走上了自由贸易发展之路。在“1934年体制”调整的这一阶段，美国则通过1974年和1988年两部贸易法，逐渐削弱了总统主导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能力，国会再次重握主动权，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也逐渐从自由贸易转向了公平贸易。最后，在“1934年体制”弱化阶段，通过国会对总统TPA授权的阻扰，以及金融危机中被寄予厚望的强势总统的出现未果的分析，说明”1934年体制“的弱化，使得不管是国会还是总统，都更倾向于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基调，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偏离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