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并存,儒为根本。唐代统治者奉行“以儒治国”的基本国策。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力的统治工具在李唐治邦安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唐统治者们一方面徜徉于佛道之间,认真利用宗教的特殊作用来维护统治；一方面通过“三教论议”将佛道的宗教关怀与儒家的治世纲领对接,实现了三教共佐王化。武宗灭佛从反面说明了宗教存在对于国家的意义,儒学才是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尊孔兴儒、科举取士、统一经学可谓李唐“以儒治国”的一体两翼。唐王朝通过尊孔兴儒自上而下来推广儒学,此谓一体。科举取士与统一经学则成为“以儒治国”的两翼。为了实现人才的有效选拔,唐朝实行科举取士,这大大调动了天下读书之人的积极性。“学而优则仕”,当读书之人苦读儒家经典并为之践行的时候,统治者的江山社稷就多了一份安宁。儒家经典成为必考内容,这体现了儒学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的风气是自由的,因此,知识与思想相对混乱,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人才的选拔。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知识与思想,统一经学为李唐的稳定统治增添了一分筹码。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与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初步实现。安史之乱及其后续影响使得国家权威不断失坠,主流的知识和思想没有找到拯救社会的方法,儒学仿佛沉寂下来。面对内忧外患,怀有儒家济世情结的士大夫们扛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以韩愈和李翱为代表的士大夫通过变革儒学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儒学踏上了新的征途,一米阳光照进了理学诞生的前夜。稳定有序的民间社会是实现统治的必须。“以儒治国”的唐朝统治者抓住了儒学与民众的契合点“孝”与“贞”,通过对“孝”与“贞”的提倡来稳定民间的每一个家庭,以此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忠臣出自孝门”,唐朝统治者对“孝”的提倡是是不遗余力的。从“尊老敬老”到“推广《孝经》,旌表孝行”,统治者都是亲历亲为的。唐朝的法律对“不孝”的种种行为和具体责任人都做出了严厉的惩罚。道德与刑罚的共同作用使得唐代社会出现了“讲孝行善”的浓厚氛围。“立家之道,闺室为重”,唐代的开放并没有影响到妇女的“贞节观”。无论是朝廷的奖惩还是民间的观念,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是重视“贞节”的。“孝”与“贞”最终成为统治者稳定民间社会的最佳手段。对长辈的“忠”和对丈夫的“忠”最后都变成了对皇帝的“忠”,儒学建构的民间秩序被纳入了统治者的轨道。中古士族是一个特殊的团体,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儒学是士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其长盛不衰的秘密。因此,中古士族在“以儒治国”的唐王朝依然处于统治阶层,这从侧面说明了儒学在唐代的地位。家学和家风的传承使得唐代士族保持了“儒学”特性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作为文化世家的中古士族,因为对知识的特殊占有而成为民间争相追捧的对象,儒学也因此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