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是中国新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非虚构”作家同时不满于纯文学和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无力把握，而致力于重建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如乔叶的《拆楼记》、梁鸿的《梁庄》系列、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阿来的《瞻对》等“非虚构”作品，或是揭露现实乡土中国的生存实景，或是还原历史空间的真实场景，它们无不包含着作家强烈的现实诉求。在现实乡土“非虚构”那里，乡土中国呈现为一种“异托邦”的存在;在打工“非虚构”那里，作家们表达了对城市漂泊者的心灵关怀;在历史回溯“非虚构”那里，“旧事重提”指认了作家们对抗遮蔽与遗忘的决心。　　为了通过“非虚构”写作来重建文学与现实的联系，诸多作家采取了叙述视角上的第一人称与隐合作者的消匿、叙述声音上人物意识的复调呈现、叙述路径上公共经验的微观表达等一系列文学创作上的策略。通过上述策略，“非虚构”作家提供了许多我们无法从以往文学文本中听到的“声音”——这些声音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常常被压抑和遮蔽。在一定程度上，陌生声音的发现确认了“非虚构”作家亲身行动和体验的有效性。并且也向我们展示了当下现实的一些真相。　　当然，“非虚构”写作至今仍存在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作品的动人之处往往表现为题材、事件的新闻价值，作家往往忽视了对文体的建设;作家对主体性的控制不当，在一定程度上对书写对象造成了新的压抑和遮蔽;单向度的信息摄入方式使得作家书写的人物形象缺乏内心的丰富性。这为今后的“非虚构”写作留下了进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