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监察法》颁布以来,监察机关成为我国法定的反腐败政治机构,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作为监察机关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定措施,是我国法治上的重大进步。但现行立法中有关留置措施的条款较为粗略,存在大量的指导性规定及法律空白,而留置措施所对应的调查事实却相当错综复杂且有随时变动之可能。对此,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对留置措施进行研究探讨。第一部分是对留置措施的由来、性质与功能进行分析。首先,介绍留置措施的由来,追本溯源。其次是对留置措施的性质进行探讨,通过对学者们不同主张的辨析,得出留置措施具有独立属性,区别于现有行政、刑事强制措施,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最后是对留置措施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监察机关不是公检法机关而是政治机关,留置措施是调查权也并非侦查权,因此其在功能上不应仅限于调查事实证据,同时还需要发挥改造、转化被留置对象等政治方面功能。第二部分着重剖析留置措施在运行过程中的权力滥用风险。一是留置措施在适用上对涉嫌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对象不加以区分以及对严重职务违法行为的界定不够清晰,二是在留置的审批程序中存在仅有监察委内部审批以及审批规则不够明确具体的问题,三是留置措施在执行主体、执行场所及期限方面均需要明确或细化,四是被留置对象的委托辩护权、基本人身权及救济权利的存在相对缺失。第三部分是针对留置措施在立法中存在的自由裁量空间提出规制建议,一是区分留置的类型以及明确职务违法的定义细化适用范围,二是通过分离审查部门以及完善审批规则来优化留置措施的审批程序,三是对执行主体、场所及期限进一步细化以完善留置措施的执行程序,使留置措施的权力边界更加清晰,运行过程更加规范,四是健全留置措施的监督机制既要发挥监察委内部制约监督的作用,同时也要强调党、人大、社会舆论及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监督。第四部分是对留置措施救济体系的具体构建提出建议。通过保障被留置人的陈述申诉等权利、引入帮助辩护制度以及构建监察赔偿制度来畅通留置措施的救济渠道,完善错误采取留置措施后造成侵权的救济机制,以实现国家高效惩治腐败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