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追求主观效用的前提下，共同体价值观出现是否可能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法治国家社会秩序的解释理论。而这两者都可归结为对个人利益与公共的善之间冲突的处理。鲍曼一方面从一种社会实在论立场出发，引入“规范”概念，重新对法治国家的逻辑结构进行解释。另一方面，从经济学出发，对经济人模型进行修改，创设了有行为倾向的效用最大化者模型。该模型不仅满足了个人对其主观效用的追求，同时又具有规范约束的能力。这种特殊模型的存在，使得在各种社会关系当中，特别是合作制企业当中，美德成为一种常态。市场对道德的需求从这里得到了补给。具体说来，鲍曼是通过人际规范和公平规范的生效来解决问题的。人际规范处理的是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平规范处理的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二者的生效意味着普遍遵守规范的实现。而他认为它们生效的条件是要到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的。在社群内，人际规范和公平规范很容易即被证明为有效，但在社会中，由于存在匿名和信息处理不全的问题，人际规范和公平规范的生效不能简单的得到证明。而在合作制企业中，两种规范可以从企业内扩展至企业外，且拥有着无限影响范围，以此来证明道德市场存在的可能性。但单单存在道德的市场的可能性是不够的，还需考虑到个体和集体背离规范的行为，考虑到这一点，一定的强制机制和集体制裁是必不可少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单单就经济学的考虑，得不出社会秩序。因此，如果要使道德的市场从可能走向现实，法治秩序的存在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