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现代社会的表征。因此，社会迫切需要人们从风险的视角出发，反省社会发展的模式，掌握实践活动的负面效应，了解社会发展的副产品，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特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探索“风险社会”的出路。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法律亟需变革以应对因“风险社会”降临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秩序，作为推动法律变革的动力源泉，法律观念的变革更是迫在眉睫。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正是他们中的一员。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1986年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在该书中，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指出了现代社会正在向风险社会转变。随后，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补充，其他的一些社会理论学家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现代社会正处于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从“风险”的角度，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现代社会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风险社会”存在着四大特征，中国社会正处于风险高发时期。这一分析无疑是具有着双重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看，总结风险社会的特点，寻找法律观念的变革方向，有助于丰富法律理论的观点和内容，有助于推动我国立法活动的发展与创新；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法律观念的变革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关系到我国未来发展的走向。在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剖析了现代社会法律观念的不足，对中国法律观念的变革提出了意见。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产生、内容、回应，进而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正处于风险高发的时期；第二部分主要是研究风险社会的特点及我国社会风险的现状；第三部分研究风险社会给权利观念带来的变革；第四部分研究了风险社会给权力观念带来的变革；第五部分研究了风险社会给立法观念带来的变革。第一部分：前言。风险社会理论是对现代化、工业化的一种反思理论，目的是要通过“风险”视角观察社会，了解社会，进而对社会进行重构、改良。对于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这一理论无疑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观察视角、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意识。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本文对中国社会风险现状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中国正处于风险高发时期，中国社会的法律观念亟需转变的结论。第二部分：风险社会的特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中就出现了许多观察和审视社会发展的视角，如知识、信息、社会生产等，并且相应的产生了“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新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丰富社会理论研究的范式。从“风险”的视角来看，“风险社会”也是一种社会形态。人类社会产生以来，风险就一直与人类相伴，但是直到今天，人们才提出了“风险”的视角，研究社会，并得出了现代社会正在向“风险社会”过渡的结论。为了研究我国法律观念转变的方向与思路，本文通过借鉴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风险进行了实际分析，进而从现代社会的风险形态、意识状态，理性维度、制度建设四个角度，对“风险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即人造风险成为了社会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制度发生危机，科技理性发生了异化，风险意识普遍缺失。通过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分析，为论述我国权利观念、权力观念、立法观念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第三部分：风险社会与权利观念的转变。现代社会的风险必然导致权利观念发生转变。传统的权利观念以社会需求为基础，以制衡权力为目的，以对抗为手段，以国内保护为主要方式。但是在现代，由于风险的改变，这些权利观念都需要发生相应的转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首先，权利的核心观念一直都处于变动之中的，并先后经历了“自由”、“平等”、“发展”三个核心观念的转变。在风险社会中，由于“人造风险”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这使得社会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恶化，人类对“安全”的需求明显增强，就迫使权利的核心观念从“发展”向“安全”进行转变。其次，为了适应以权利治理风险的目的，需要改变权利的目的，变制约为合作，使权利主体积极参与到权力的运行中，形成社会合力，治理风险；再次，为了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需要用我国的和谐文化改造权利的对抗观念，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进而减少不必要的对抗所引起的资源浪费；最后，随着全球社会关于风险治理共识的达成，权利的保护也必将适应风险全球化的发展，形成国内、国际保护并重的权利观。第四部分：风险社会与权力观念的转变。在很多人的眼里，权力一直都是“恶”的象征，一直都是防范、制约的对象。但是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关于权力的观念也需要发生相应的转变。首先，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了大幅的提升。因此，当前的社会已经不再是物质匮乏的社会，“以权谋私”的权力属性也逐渐失去诱惑力，统治型权力存在的基础变得薄弱。但是现代社会风险的产生，使得人类社会在解除了物质匮乏的威胁之后又有了新的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权力的目标将是风险治理，所以权力的属性将发生变化，即从统治职能向治理职能转变。其次，传统社会中，权力只属于政府。在风险社会中，由于政府权力存在着不能触及的角落，不方便管理的地方，所以仅仅依靠政府权力难以使风险治理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的治理风险，权力的持有主体将会从政府向社会转移，体现在观念上就是从一元权力观到多元权力观的转变。再次，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是“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社会的形态中，民族国家治理风险的能力有限，所以需要权力观念进行变革，需要民族国家联合起来，形成超国家的组织、超国家权力，使权力超越空间的限制，有效地治理风险。第五部分：风险社会与立法观念的转变。如果说，古典工业社会制度是现代风险产生的始作俑者，那么法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要治理风险就需要立法观念进行转变。首先，通过对比，本文认为古典工业社会的立法观念是一种简单的立法观念，这一观念的特点是仅仅考虑社会的发展因素，忽略环境因素，秉持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忽略生态系统，所以导致了社会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分离，“人造风险”的产生，“风险社会”的降临。为了治理风险，立法观念首先就需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改变简单的立法观念，树立可持续的立法观念，丰富立法理论的内涵。其次，由于“人造风险”治理难度较大，而安全需求增大，所以治理风险需要全民动员，全民参与，这就需要立法主体多元化，能够表达社情、民意。再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坚持粗放的立法观念，但是在风险社会中，这一观念已经明显不合时宜，这就需要我国的立法观念向精细化立法观念转变。最后，面对已经降临的风险与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人造风险”，我国需要改变风险治理的观念，从传统风险治理的立法观向现代风险治理的立法观的转变。立法的观念也需要适应现代风险的特点，改变传统的治理方式，融合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