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农村社区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非典型农村社区,既有一般农村社区的共性需求,又有基于自身特殊形态的个性需求,却常如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般被边缘化,进而呈现出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不足的问题。2007年,在借鉴北京东城、上海长宁等网格化经验的基础上,以浙江舟山渔村为首的渔农村社区开始尝试公共服务的网格化供给。目前,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作为一种新型服务供给模式已在我国渔农村社区践行超过十年,不仅是地方政府嵌入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变量,也是我国渔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浙东D县为个案对象,基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历史进路,全景解释性地分析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的效用限度、问题成因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处于渐进调适状态下的D县渔农村社区网格化供给以服务流程再造的方式,一方面,下沉层级、资源、技术等,在资源整合与手段更新中强化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机制;另一方面,整合上传渔农民需求,在扩大服务对象与表达渠道中完善自下而上的渔农民需求表达机制,总体上提升了政府供给和需求满足两方面的效用,且衍生出海陆同步的新型趋势。但仍在运行中产生了应然与实然的逻辑矛盾,如多元力量参与不足、服务功能无序扩张、成本扩大持久性存疑、网格队伍建设滞后、整体性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渔农村自治内卷化等。而这些现实困局正是由宏观制度设计层面的全能政府思维、层级边界设定、技术导向,中观地方政府权力下沉式供给行为、标准化服务流程与单一财政支持,以及微观渔农村社区自治内生不足等共同造成的。在未来,渔农村公共服务网格化供给必然要从“网格化供给”走向“网络化供给”,基本路径在于以有限政府思维为导向,以多主体协作网络为依托,从权责、资金、人员管理等多维度升级网格系统、优化流程细节,结合渔农村社区自组织力量的培育,以期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