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及其创作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根源于其文化谱系的复杂性。而纵观沈从文整个文学生涯，其关节点都与京派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与京派文人的沟通、交流中，沈从文完成了一次次心理的、思想的、文学的转变和升华，走向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批判者和创造者之路。 楚文化滋养下相融相荡的湘西苗、土家、汉各族文化是沈从文生命和创作的根。这种文化孕育了沈从文多思善幻的气质，顽强独立的个性，启发了他“泛神”的审美思维方式，并模塑了他“乡下人”文化价值取向的胚芽。 在徐志摩等人的帮助提携下，沈从文于20世纪20年中期登上文坛并在20年代末步入高校执教。向京派的靠拢引发了沈从文认同的危机，面对这些上层社会的知识精英，他努力寻求一种维护尊严又不失自由独立的身份定位。周作人等人向民间文化、原始文化探寻中国新文化建设资源的文化观激活了他的自我苗族身份意识，同时在周作人、废名的乡土文学创作启发下沈从文找到了最能施展其文学才华的题材和文体。随着逐渐融入京派，沈从文认同的危机渐趋消解，投射到他的创作中，便是其中人物形象的苗族身份由彰显而渐趋消隐。沈从文由此将单一民族的书写立场扩张延异为湘西地域文化的书写立场，经由“苗族人”自我意识的过渡，完成了“乡下人”的自我想象。“乡下人”沈从文在以“西方”和“进步”为引导的现代性主潮中，确立了边缘性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依凭湘西以苗族为主的土著民族文化，提炼出“自然”、“人性”与“爱”、“美”、“神”等核心概念，对现代文化造成人的精神异化展开了反思和批判。 后期京派杨振声、朱光潜、林徽因等留学欧美深得现代文化精髓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的影响更为潜在而深刻。“乡下人”沈从文与他们在生活中常相过从，在沙龙聚会、筹办刊物中谈文论艺，互相切磋，从而在自由主义的文学态度、疏离的政治态度、文化生存的人生选择等多方面受其影响与其靠拢，从外在身份到内在心智逐渐学者化。在此过程中，沈从文严肃超拔的文学观渐趋成熟。他极力倡导文学的“严肃”与“独立自由”。“严肃”不仅是确立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的基础、推动文学者承担独立的文化建设使命的动力，也能将耽于个人趣味呈现出消极审美价值的“趣味主义”文学与追求博大精深的社会和文化意旨呈现出积极审美价值的文学分辨出来。文学的独立自由则要求文学彻底地摆脱政治的、经济的及其他社会和个人的功利目的介入。在朱光潜文艺理论的影响下，沈从文肯定了文学的情感本质和审美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否定了同时代某些左翼和右翼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由政治变革进行社会改造的主张和实践，虚拟出了一条让文学超越政治、经济从而实现文化的启蒙和重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