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文艺观是在服从其“法”治理论前提下的产物,出于实用的考虑,韩非子的文艺观呈现了一种整体上否定文艺的态度,但韩非子的“文质论”对于“质”的强调有利于矫正浮夸的文学习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另外韩非子作为散文大家,其“言语观”对于语言的作用和局限的深入探讨,在先秦诸子中无出其右者。韩非子一方面否定文艺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散文却又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也有待于详讨。与以往之研究角度相较,本论文不甚注重对其“反文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进行价值评判,而是从发生学的方法入手,全面探讨了韩非子偏激文艺观的形成原因,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入手,关注韩非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他文艺观形成的影响；再从韩非对人性的理解出发,探讨其对文艺的积极作用持否定态度的原因；最后从与道家、儒家和墨家的文艺观进行比较入手,分析韩非子文艺观发生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