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发展是一个经历复杂演化的过程,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历时演进获得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重含义,至今在学术界仍然对理性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内涵界定,理性在原初意义上所具有的求真、至善以及美学意义是统一的,理性所包含的内容是全面的,到启蒙理性的发展阶段,由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内在需要和时代文化精神要求,理性开始走向分化的道路,人们开始在理性内容选择和使用上出现了偏颇走向,尤其是在求真的层面走向了极致,忽视了求善、求美也应是理性应有的内在含义,伴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慢慢获得了现代社会的至高地位,由于工具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文明而获得了现实合理性,表现为膨胀与自满,造成工具理性的“泛化”和“神化”;由于工具理性剔除了价值因素,注重实然、事实层面的认识,追求科学性与规范性,从而导致价值理性的衰落与式微,工具理性在现实层面天然缺乏理性的人性根基,导致“异化”现象出现,进而形成现代性问题。回首现代管理的百年演进历史,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指明了现代西方管理的发展方向,其内在精神和理论主张充斥着现代管理的基本内涵,深深地影响着现代管理发展的样态,引领现代管理的主流趋势。现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表现为用普遍的程序化和规则实现管理的过程与目标,是以去人格化为特征,追求管理过程的规范设计与科学配置,强调管理行为活动的规范性和程序性,致力于为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具有操作程序的技术、规则和制度,为实现管理目标选择最佳方法和最优途径,它在现代管理中体现管理的理念层面和执行层面。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中从“人性假设”、运行逻辑、表现形式都有着必然的时代特殊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它通过自身的合理设计与规划预期完美的管理效果成就了工具理性在管理中的绝对地位,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单纯的技术工具而言对于现代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也在现代管理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但随着人类生存困境与现代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工具理性思维下的“人性假设”、“效率主义”、“理性官僚制”、“管理终极目标”等管理现实问题进行反思。工具理性由于缺少价值理性的维度而无法探究现代管理的内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实质追求,在认识论方面存在着天然的欠缺,由于自身无法兼顾管理多维度和多视角的内在要求,也就无法消解因此带来的现代性危机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中可以发现,追求管理的理性化趋势并使其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寻求现代管理的工具化模式与流程并取得效率是现代管理发展的主流和定律,工具理性在管理的重心转移基本上也是在各个层面之间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每次管理重心的转移都是根据组织面对的新情境以及面对新的问题,在技术、制度、文化三个层面重新进行安排和协调,并且不断进行调适,促使工具理性更好地发挥其在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管理思想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行为过程,也是这种文化背景中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管理中的工具理性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工具理性也在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构成的文化框架下不断发生着历史的演变。工具理性通过现代管理的外在形式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却割裂了管理与人、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缺少了价值理性的指导,工具理性在管理的思想和实践中慢慢越界,工具理性变成了改变人的思维框架和主体意识的工具,从而引发了现代管理的现实危机与生存困境。面对工具理性日益高扬并造成现代管理危机的状况,需要对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空间和表现形式进行审定,并补充价值理性的内涵,对出现的工具理性偏颇予以修正,促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补充,共同在现代管理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现代管理发展过程中应该均衡发展良性互动,既不可在坚持工具理性在探寻现代管理规律、规范管理行为、提升管理效率的过程中忽视或贬低现代管理应有的价值旨趣和终极发展目标的价值理性之意,当然也不能因为重视和找寻社会发展价值理性而一味批判甚至抵触工具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坚持二者的和谐统一,共同促进现代管理的良性发展,以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本源性目标。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技术的普及,所有组织面临的管理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确定性、非理性因素已经普遍存在。本文认为,要实现工具理性在现代管理中的良性发展,必须促使管理范式向有机体范式、关系范式、复杂性范式、网络范式进行科学转向,在管理中树立“生态发展”和“持续自由”的管理理念,从管理伦理的视角才能对工具理性进行补救,实现管理中价值理性的匡扶与引领,强调管理制度的伦理诉求与人本需要。运用管理生态系统观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和解决管理实践问题,注重管理生态环境与管理生态组织的相互选择和适应,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与统一,从而使工具理性能够在现代管理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预期目标。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本土的管理视域下工具理性的发展空间与历史条件与西方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外在环境和内在需要,工具理性在中国并没有达到高扬的程度,或者说是工具理性不足,至于出现的现实问题也应该说是在工具理性使用中的问题。工具理性需要在价值理性的关照与引领下发挥作用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生命力,也才能使中国管理不重蹈西方管理的历史覆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社会发展的目的性与合理性统一、经济社会与社会公正的统一、短期效应与长远利益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应该从发展观、价值回应以及角色定位回应等方面对工具理性的路径选择进行价值关照,从而实现中国现代管理中工具理性的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