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思想界在回答中国应该如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时代的核心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为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了中国本土化的多民族国家建构道路。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建构的探索集时代之大成,开启了中国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孙中山持中西调和的文化观,兼收中西古今,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吸收中西文化传统中有利于民族团结与凝聚的元素,从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华民族”建构理论。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经历了从“一族一国”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大中华民族”的思想转变。他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体现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始终坚持国家的统一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在建构“中华民族”的路径选择上,孙中山的思考和探索体现了显著的中国文化性格。在处理各民族的关系上,他强调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责任与担当,与费孝通先生的“凝聚核心”理论有极大的一致性,突出了汉族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中的重要角色;在构建国族团体上,孙中山并非如新文化运动派视新旧为截然对立之物,而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认为中国需要恢复固有道德的精粹,强调中国传统道德对民族团结和民族精神恢复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促进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上,孙中山坚持王道的民族主义,强调具有普遍感召力的“大同理想”的新文明在复兴中华民族、增进中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性。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开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建构的端绪,奠定了此后“中华民族”建构的基调,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孙中山对中国各民族缺乏了解以及对“民族”的诸多误解,他的“中华民族”建构思想是未竟之业,这个任务只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实践,最终由费孝通先生睿智地概括总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今天,“中华民族”建构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我们依旧要重新回到孙中山思考“中华民族”建构的问题意识,在总结其“中华民族”建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