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宪政,在其内在特质上须同时符合新民主主义和宪政双重界定,因而只能是指中国自抗日战争起建立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政府的政权模式。新民主主义宪政是当下民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最直接的历史资源,对当下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资政意义。本文研究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目的,就是挖掘其中蕴涵的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以期以史为鉴、关照当下。本文由四大部分共计六章构成,具体阐述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背景、特质、理念、模式和价值。其基本结构和主要思想如下：第一大部分即前言。前言在阐述本文研究意义、方法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重点在于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分析。因为本文的核心概念“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概念,不但其本身涉及的相关概念较为繁杂,而且在现实中这一核心概念始终处于使用混乱的状态。本文首先从“新民主主义”和“宪政”两概念的源头入手分别厘清界定,再综合分析“新民主主义宪政”这一复合概念,提出了“须同时符合新民主主义和宪政双重界定”这一判断标准,厘清了这一概念在时限和性质上的混乱。同时,在历史的回顾中,发现了“民主政治”与“宪政”两个话语体系的历史由来和纠结关系,找到了当代民主政治或宪政建构的逻辑起点和二者统一的可能性、必然性。第二大部分即正文第一章。本章采取还原历史的方法,逐一缕析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时代、时局、时政语境,意从历史的缘起和逻辑的起点深度分析研究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特质、条件。新民主主义宪政是在民族危亡的战争时代,在国家“未争得民主”的条件下的宪政；这一“时限”下的宪政,其核心问题是“争取民主”,因而决定其宪政内涵的重点是“民主政治”,即与原生于西方的宪政内涵大有不同。“宪政即民主政治”,是毛泽东在上述语境下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定义。本文由此延伸分析,认为将宪政界定为“民主政治”是有时限条件的；以时限条件为分类标准,世界上的宪政可以分为两类,西方大多数国家宪政的类型是国家“民主事实已定”或“政权己定”条件下的宪政,估且叫“常态宪政”；中国新民主主义宪政是国家“未争得民主”或“政权待定”条件下的宪政,估且称为“非常态宪政”；时限条件不同决定了两类宪政的价值关注点之不同。这即意味着两种类型的宪政各有其存在的理由,是可以并存的；也意味着随时限的变迁,非常态宪政要及时转型为常态宪政,二者没有不可逾越的分水岭。这一分析是本文后续分析的基础,视为本文的创新点之一。这一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能够化解长期以来东西方宪政观的对立；消除我国学界、政界某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提法的思想担忧；解决长期以来新民主主义宪政与建国后宪政建设的某些割裂,免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在提法上的政治隐忧或敏感；消解在宪政问题上“姓资”“姓社”的不必要担心。这一判断,内蕴着和谐理念和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内在逻辑。第三大部分即正文第二、三两章。这两章分别择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念与模式两个视角,分别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历史作理性分析,意在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较为立体地反映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全貌和价值意蕴。其基本结论为：新民主主义宪政模式的构想与变动是以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动为转移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的宪政模式；但是有基本恒定的宪政理念。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突出理念是民主政治,同时也体现了宪法、法治、人权等宪政的基本理念。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思想萌芽于苏维埃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其宪政模式,以抗日战争中“三三制”政权为其开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其在全国实现的标志,以五四宪法颁布为其使命完成的法律标志。在分析思路上,本文区分了构想模式和实体模式,“三三制”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初步构想模式,后延展变化为联合政府模式、政治协商模式。在实体模式上,新民主主义宪政经历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中的“人民民主政权”和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种政权模式。不管宪政的模式如何变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基本理念是其不变的轴心。第四大部分即正文第四、五两章。这两章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视角深入分析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价值,是本文的重点和目的所在。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蕴含着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基因、资源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思样本的意义,因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价值也是多重的。其中,第四章侧重历史价值分析,认为：(一)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论价值主要在于：在宪政模式上具有创新价值；在民主政治方面具有开创价值；在人权精神方面具有启蒙与完善价值；在法治方面开创了现代法治的精神；在宪政与民主关系方面具有调和价值。(二)新民主主义宪政实践的民主政治建设经验在于：实证了“民主无条件”论；普选与竞选相配合的选举制；代表名额平等的选举制；直接选举制；有与选举权配套的监督权和罢免权；差额选举制；地方自治思想；开放党禁思想。(三)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反思价值在于：从当时历史看,政策观上有功利化倾向；宪政观特别是人权观上有工具主义倾向；宪政的内涵存在混乱偏狭现象。站在今天的高度上看,还存在宪政的国家主导对个人主义的淹没；政府主导型宪政与“限政”价值追求的悖论；权力配置的战争经验与和平转型的问题。第五章侧重当代价值分析。分析方法是：先广角式回顾改革开放实践,意在揭示宪政正在进行时；再重点专题式分析“民主政治”与“宪政”两话语体系和两视角的蕴意；最后试以宪政的视角分析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关键问题。(一)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回归与转型。回归是指回到宪政之路,转型是说宪政的价值关注点要区分战时与平时。在我国,自建国后,宪政即应从非常态转型为常态宪政。目前我国,在实践中,宪政的回归与转型与改革开放进程是同步进行的,而在理论上采取的是稳健的、“搁置争论”的态度。(二)关于“民主政治”与“宪政”两话语体系的离散与兼容。历史上两大话语体系的产生是基于两大政治主体的历史方位与价值观的对立,因而二者具有内在的、高度的离散性或张力。现实中两大话语体系,由于主体的合一内在上己不存在当年的张力而具有巨大的兼容性,但从构成特质上看,二者也不能完全替代；“社会主义”对“宪政”的排斥和担忧是一种复杂的误读；正本清源之后,“社会主义”与“宪政”其实也具有巨大的兼容性。(三)关于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视角。本节以实例分析的方法,尝试分析了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悖论与平衡”问题,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第二,关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与权重”问题,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取向与价值倾向问题。第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或“权与法”、“党与法”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回归和继承,从大历史观上看,也是中国百年宪政的现代转型。这一分析能够解决学界、政界在政治用语上的不必要的争论,实现二者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统一。现实政制的宪政分析是我们长期讳言和回避的视角,尽管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认同了宪法、法治、人权等宪政理念,但在理论用语上依然有所顾虑。实践与理论的这种游离,在改革开放初期是理论稳健的表示,而在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则会对实践产生阻碍作用。所以,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呼吁政制体制改革重视宪政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