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技术扩散的视角之下讨论服务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扩张，总体的经济增长率也会受到影响。由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低于工业部门，服务业扩张或许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这就是很多学者讨论的“鲍莫尔病”。“鲍莫尔病”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严重，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产品相对价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传统的解释是服务业部门劳动力质量较低或者服务业内部竞争较弱。服务业生产率是否真的低于工业部门以及服务业扩张是否真的拉低了经济增长率尚有争议，然而考虑到技术扩散，鲍莫尔病会通过这一渠道间接拉低经济增长，并且可以以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扩散的互动关系加以识别。其逻辑前提是服务业产品的可贸易程度低于工业产品，因此接受技术扩散的能力弱于工业产品，对于依靠技术扩散获得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服务业扩张拉低了经济增长速度。　　技术扩散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经济收敛问题，在传统的索罗模型中，由于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而带来了落后国家高于先进国家的增长速度;内生增长模型中并不必然带来这种收敛，然而技术扩散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仍然可以以高于先进国家的速度增长。结构调整如果影响了技术扩散，也必然会影响落后国家的增长率。初始技术扩散程度较高的国家，容易获得较高的增长率，然而结构调整改变了技术扩散程度对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因此初始服务业占比较高的国家，其技术扩散程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偏系数较低，也就是技术扩散和服务业占比的交互项系数为负。　　本文通过一个南北国家两部门技术扩散模型描述了结构调整、技术扩散与总体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讨论了不同替代弹性下结构调整和经济收敛的不同，从而理清了结构调整通过技术扩散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机理。经验分析方面，本文运用六种测度技术扩散的方式，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测度国外研发对国内服务业和工业的扩散效应，结果显示国外研发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促进国内工业部门劳均产出的发展，但不能促进服务业部门劳均产出的发展，因此技术扩散在不同部门有不同影响;随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初始技术扩散程度、服务业占比及其交互项对未来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结果证明初始年份的技术扩散程度、服务业占比都与未来平均增长率正相关，然而二者的交互项则为负，证明服务业扩张本身并没有拉低经济增长率，而是通过降低技术扩散程度间接拉低了经济增长率。考虑到贸易水平（贸易水平为衡量技术扩散的重要指标）和经济增长率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分别采用内部工具变量（贸易依存度的滞后）以及外部工具变量（地理距离与汇率的乘积）作为贸易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结论仍然不变。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形成动态面板并采用GMM估计，结论仍然不变。　　最后本文得出政策建议:即使模仿成本不变，单纯依靠技术扩散的经济增长也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因为结构调整会间接降低技术扩散的效应，拉低经济增长率，因此本文支持由模仿国家向自主创新国家的转型;另外，服务业吸收技术扩散能力较低，与其贸易程度较低有关，也与其存在的反向选择问题有关，低质量劳动力的聚集使得服务业部门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水平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或者由于缺少竞争而固步自封，因此需要通过提高服务业部门的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竞争程度来促进服务业部门在新时期良性发展，从而推动整体经济长期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