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农村居民点)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农村人地关系的表现核心,村庄用地是农村人口生产和生活等综合功能的承载体,是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我国近年来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长期以来村庄用地仍然是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村庄用地不仅依然在扩展,而且普遍存在人均户均面积严重超标、空置和闲置、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当前我国城市和农村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村庄用地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体,决定了村庄用地变化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发展变化规律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动态关系必须结合历史的空间的分析来看待。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性极为突出,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将村庄用地变化研究放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中认识和把握,能够认清社会转型期的村庄用地变化规律,对当前中国粗放的村庄用地实行切实可行的集约和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沈阳经济区核心地带为研究区,以县域和村域为研究尺度,集成航天遥感影像、航空遥感影像、土地利用、统计资料和农户实地调查等多方面数据与资料,运用RS和GIS空间分析技术,社会统计调查、横向比较、数理统计、景观格局指数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县域尺度和村域尺度上村庄用地转型的数量、空间、内部结构与属性变化,及其驱动机制,探讨村庄用地合理与集约利用的调控策略。目的是掌握村庄用地转型的规律,探究村庄用地利用存在问题的深层次根源,以期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村庄用地整理目标、运作模式及有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结合钱纳里和贝尔划分经济发展阶段所采用的标准,将沈阳经济区有村庄用地分布的县(市、区)划分相应经济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选择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昌图县、工业化早期的开原市、工业化成熟期早期的铁岭县、工业化后期早期的苏家屯区、工业化后期的沈北新区作为研究单元,建立模拟的长时序列以满足村庄用地转型研究要求。(2)县域尺度上村庄用地转型主要特征为：随经济发展阶段提高,村庄用地占城乡建设用地比重逐渐降低,村庄用地变化幅度逐渐减小,而村庄用地规模逐渐增大。村庄用地规模20hm2以下累计百分率昌图县(96.71%)>开原市(96.28%)>铁岭县(94.48%)>苏家屯区(92.96%)>沈北新区(87.38%)；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高,村庄用地分布形态逐渐由分散向集中发展,行政村中自然村(屯)平均个数由昌图县的15.01个减少到沈北新区的4.24个；村庄用地的斑块密度、平均斑块面积、平均最临近指数、聚合度和聚集度等景观格局指数随经济发展阶段提高呈规律性变化,如斑块密度呈逐渐降低趋势,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指数、平均最临近指数和聚集度等呈逐渐上升趋势。(3)村域尺度上村庄用地转型主要特征为：从户均村庄用地结构角度看,随经济发展阶段提高,户均村庄用地面积、交通街巷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呈逐渐减少趋势,工矿仓储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呈先增后减的倒“U”字型变化,信息熵值(S)总体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变化；从农村宅基地结构角度看,随经济发展阶段提高,住宅建筑用地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农林种植用地、生产仓储用地和生活服务用地面积却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从农村宅基地使用特征分析,随经济发展阶段提高,农村宅基地闲置和“一户多宅”率呈现先减后增的“U”字型变化,楼房比例和住宅面积呈逐渐增加趋势；从农村宅基地整理可实现度角度看,在政府统一规划主导下选择新居住地呈现经济发展阶段越低选择“异地统一规划村庄”比例越高、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选择“镇上居住小区”和“安排到就近城市居住”比例越高。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发展阶段越低,农民在重新选择居住地时认为“耕作便利度”和“农业收入”越重要。(4)县域尺度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因子灰色关联度重要度排序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土地政策>人均财政收入>地均GDP>人均农民纯收入>与中心城市距离>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乡村从业人员密度。总体上来看,县域尺度村庄用地利用转型主要驱动力为经济因素,并以第一产业产比重、人均财政收入、地均GDP、人均农民纯收入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主导驱动因子；同时土地政策也是县域村庄用地利用转型重要推动力；另外区位条件和乡村从业人口也是县域村庄用地利用转型不可忽视的因素。(5)村域尺度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因子灰色关联度重要度排序为：种植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其它劳动者>1980年前建房比例>与交通线距离>村里集中规划统一安排>户均收入>与城镇距离>私营企业劳动者比例>家庭经营非农劳动者比例。总体上看,村域尺度村庄用地转型主要驱动力为家庭收入来源、家庭成员从业结构、区位条件和村庄规划。与县域尺度村庄用地转型驱动力比较,经济水平在两个尺度上均表现对村庄用地转型显著影响的特性；区位条件在村域尺度上对村庄用地转型影响要强于县域尺度；土地政策在县域尺度上对村庄用地转型影响较大,而在村域尺度上却表现不明显。(6)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村庄用地调控应通过土地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途径,从区位理论、系统理论、城镇中心理论和景观理论出发,考虑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区位条件和现实基础等4方面,并选择定量调控指标,以行政村为单元划分出乡村景观型、城乡统筹利用型、城市一体化型等3种模式,以对沈阳经济区核心地带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村庄用地进行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