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儒学经典之一的《论语》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论语》被源源不断地译成各种文字,介绍给世界,它的外译,特别是英译,一直是西方国家了解汉语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东西方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桥梁。《论语》的译本数量可观,因此其英译研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一方面,《论语》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色和行文风格,它用最精简流畅的语言真实地表达了孔子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论语》作为一部伟大的儒学经典,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论语》翻译中,怎样才能使译文既要在意义和风格上忠实于原著和作者,又要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让译文读者真正读懂并理解孔子的哲学思想,引起读者思想上的共鸣?在涉及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怎样才能如实地传译这些文化因素,同时又能使译文读者易于接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开拓了新思路,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他指出任何翻译都必须兼顾语言的各种功能,将对作者的忠实和读者的忠实结合起来,灵活使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法,才能使译文达到最佳效果。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也不能说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哪一个更好,两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只是有时侧重点不同而已。本论文选取了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威利的译本及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刘殿爵的译本,依据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主要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分析两个译本在不同层面翻译方法的选择和译文效果,最后指出两个译文各自的风格特点及它们长处和不足,并就在《论语》英译中如何恰当地使用这两种翻译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今后《论语》的英译事业有所帮助,为中国古籍翻译的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