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人们用“恶”的标签轻易打发了难以理解,或是不愿理解的大大小小的人和事。然而,当我们试图认真思考时,却发现有关“恶”的知识是如此稀薄。从神学到伦理,乃至政治哲学,人们对“恶”这一命题的思考不断走向深入。因此,“审恶”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一条可行路径。乔莫·卡夫雷的《我忏悔》(2011)一书是当代西班牙叙事文学中有关“恶”这一主题的集大成者。它多元地展现了“恶”,思考反省了“恶”,也检视了对抗“恶”的可能性,堪称一部恶之书。作为用加泰罗尼亚语写作的代表作家,乔莫·卡夫雷及其作品在中国译介有限,尚无专题研究,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本文借鉴基督教神学、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中有关“恶”的言说,主要从“恶”的呈现,“恶”的书写和“恶”的救赎三个层面,解读《我忏悔》一书对这一主题细致繁复、辩证多元的思考。借助康德提出的“根本恶”,阿伦特在其基础上提出的“平庸恶”,本文梳理了小说探讨的懦弱、嫉妒、贪婪等人性恶,和将人异化为冰冷麻木的刽子手和帮凶的体制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体制恶与人性恶互动交融,造成受害者与施暴者的泛化,形成了恶的蔓延流溢。小说对肇始于奥古斯丁,试图将“恶”合理化的神义论提出了质疑,反对虚幻肤浅的报偿与救赎,突出“恶”的无常。面对伦理道德的困境和挑战,一方面,小说肯定了责任的不可逃避,以及善与恶的辨证转化;另一方面,谋求构建个体与他人之间更加天然紧密、积极主动的新型责任观念。枯燥的哲学伦理思考不足以成就一部优秀的小说。《我忏悔》以文学特有的鲜活方式,打破线性时间观,利用倒叙、预叙、人称视角转换等手法,并置串联多条叙事;刻意杂糅人物生平经历,利用关键事物线索,跨越时空界限,编织“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主题和变奏。繁复的结构与丰富的情节相得益彰,展现了“恶”的难以根除和人类重蹈覆辙的历史重演,大大加深了文本的思辨性。从元小说的角度看,《我忏悔》致敬经典,探讨了文学艺术净化、疗愈心灵,助人救赎的人文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小说有关“恶”的反思根植于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天主教原罪观渗透在这部“忏悔录”的字里行间,二战以来有关现代性、极权与大屠杀的思考熔于其中。借助《我忏悔》这部恶之书,管窥西方的善恶观,可以发现,不论是“原罪”、“本能”,或是“根本恶”、“平庸恶”,脱胎于神学命题的西方语境中的“恶”是人性中根深蒂固而又难以完全把握的一部分。与之相对,主导中国传统伦理的儒家伦理在世俗意义上对善恶的讨论往往导向抑恶扬善的旨归,关注的重点因而偏移到了法度、礼仪、道德、教育等后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