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范围内尤其是西部地区因生态脆弱性引致的自然灾害愈加频繁,雾霾、大旱、大涝、雨雪来袭几乎成为常态,各种突发性生态危机也频频出现,这使得如何遏制生态环境更趋恶化、帮助生态环境从脆弱性“走出来”成为当务之急。在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就本质而言,生态环境能否进入政府议程,政府在获得绩效的过程中如何对待生态,是我国解决生态不断恶化的根本问题。然而,政府在获得绩效的过程中到底是如何看待生态问题,目前还缺乏经验性的证据。鉴于此,本文欲立足于各种客观生态数据,采用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变差系数分析、熵值法、功效函数法、耦合协同度模型等方法,以中国西部45个城市为探索性对象,对这些政府辖区内的生态脆弱性与政府绩效进行协同度评估。在具体操作上,本文拟采用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变差系数分析构成的一套科学指标筛选方法,对依照“敏感性——弹性——压力——恢复”模型构建的生态脆弱性评估指标池进行层层筛选确立最终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已有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于各种客观生态数据、经济社会行政发展数据以及实际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功效函数法对能够代表西部所有生态区类型的45个城市分别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估、政府绩效系统评估,对评估结果依照耦合协同模型计算耦合度和协同度,以明确两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及相互和谐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西部生态脆弱性与西部政府绩效间存在着互为嵌套的显著相关关系;当前西部生态脆弱性与政府绩效间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和谐程度较低;西部生态脆弱性处于“及格线”以下,呈现“先天条件差,后天供给不足”特点;西部政府绩效处于“及格线”上下,过于追求经济绩效,忽视生态绩效,此外我国具有较为明显的行政资源固化特点,级别较低、规模较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在两系统上的发展程度均较差。根据西部生态脆弱系统和政府绩效系统分别评估结果和协同评估结果,我们认为从政府绩效角度入手,改善西部生态脆弱系统与政府绩效系统间和谐关系的较好途径有:树立全面生态责任绩效观;探索生态导向的绩效发展方式;建立日常性生态脆弱预防、控制和追踪机制;以全过程评估手段引导“五位一体”政府绩效的实现;实施预防式生态绩效问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