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已成为愈来愈受重视的公众话题。出于管理和维护健康的目的,购买和使用药品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了解不同药品的一种方式,药品广告随处可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对特定药品的看法和选用。同时,对药品企业而言,药品广告是介绍相关产品及促进销售的重要方式。语言的使用是影响药品广告沟通有效性的其中一个因素。对药品广告人际意义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弄清楚药品广告主或生产商如何利用语言手段,与潜在消费者进行沟通并影响他们的观点或行为,以期说服他们采取购买行动。人际意义,作为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之一,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更多的关注。不同的学者对人际意义的定义不同。但总体而言,人际意义指的是人们使用语言与他人进行互动,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表达态度或观点,以及影响他人态度或行为时所建构的意义。本文利用杂志、报刊及网站这些渠道共收集74则药品广告作为语料,在韩礼德的人际意义理论及马丁和怀特的评价理论引导下,探究药品广告的人际意义。本文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中美药品广告人际意义实现的语言特征,并对两者的异同点进行分析。同时,对异同点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从大体上看,中美药品广告在实现人际意义方面具有较多相似性,但也存在一些具体的显著性差异。在语气系统层面,给予角色远多于要求角色。陈述语气在中美广告中最常使用,用于陈述药品直接相关信息或引入对药品的介绍。广告主借此向读者呈现“提供者”的身份,而非“要求者”的身份。通过对语气的灵活和综合使用,包括陈述语气、祈使语气、疑问语气和感叹语气,广告主力图使信息的呈现及行动的号召更为自然、易于接受和可信。与此同时,美方更显著运用用于要求和给予的祈使语气,以及用于给予的疑问语气,而中方则更显著运用用于给予的陈述语气。在情态系统方面,药品广告主倾向于使用低值可能性情态以衡量药效或面临某种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及高值经常性情态以吸引读者对某种健康问题的重视或鼓励药品的使用。和中方相比,美方更倾向于使用中值可能性情态,而前者更倾向于高值可能性情态、高值义务性意态及高值倾向性意态。在态度系统方面,鉴赏资源占最大比例,用于评价药品的价值,而情感资源最少使用。鉴赏资源多为正面。在判断资源的使用上,社会尊严远远多于社会认可。在具体差异上,美方显著使用较多的负面价值资源,而中方显著使用较多的负面行为规范资源。在介入方面,药品广告主要以单声体现。在多声的适量使用上,美方较多使用会话紧缩,而中方较多使用会话扩展。在级差系统层面,中美广告语势的使用远多于聚焦。语势多为上扬资源,用于突出药效。同时,美方更显著运用上扬及下降语势。总体而言,中美药品广告的相似性与药品广告文体的阐释性、劝说性,以及平衡科学性和劝说性的意图息息相关,而两者的差异性可归结于文化及政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