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和研究“两个转向”(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首先必须走进2000多年之久的西方翻译研究史。我们发现，西方翻译史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发展，形成了以奥古斯丁为源头的语言派和以西塞罗为先河的文化派，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它们各自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产生了众多的代表人物和理论建树。我们发现，进入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后，西方翻译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语言学理论的发展，翻译研究得到了空前的理论指导和武装，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语言转向，一大批学者和研究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遇到了很多难题与挑战。人们发现，仅从语言层面来研究翻译已远远不够了。一批学者、专家开始从文化层面进行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应运而生。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成为时代潮流，翻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成了逻辑的必然。本文旨在“两个转向”的框架下，对“两个转向”进行实证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两个转向”产生的必然性及分别对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产生的影响。二、“两个转向”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内在逻辑关系。三、“两个转向”在全球化时代怎样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帮助。本文的结构为：引言、第一、二、三章和结论共五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是勾画论文的布局和主要内容。第一章着重从古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来论述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重点是回顾和讨论这一时期的文化派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观点，说明“文化转向”这一命题不是凭空造出的，是有历史渊源的，具有传承性。第二章重点讨论文化转向及其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和价值。结合第一章的有关内容，重点论述文化转向出现的哲学、社会、经济及翻译研究本身的背景和条件，论证它的必然性和逻辑性以及代表人物和学术论点。然后采取实证方法举例说明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第三章涉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及对文化研究的价值和影响。第一是要论述“两个转向”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及影响。第二论述翻译转向产生的背景。第三论述“两个转向”对当下中国翻译研究和文化的作用及影响。结论部分则强调本文要探究的三个问题，说明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