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gi(2009)在解释中国持续三十年的高增长时,将增长之谜的答案集中在了高度分权结构下的地区竞争。林毅夫(2002;2005;2009)的一系列研究则强调了中国的高投资率与地方政府投资活跃的作用。那么在一个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是不是恰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成为中国增长的持久动力?地方政府投资变化又是如何在中国经济系统中传导与作用,最终反映在国民总产出、私人投资与消费等关键指标的波动中?更进一步的,如果地区与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的增长之匙,那么为什么诸多的研究又将重复建设、区域结构趋同、产能过剩、市场分割等弊病视为中国地方政府恶性竞争的行为结果?更具体的说,地方政府的竞争是如何在一个良性的总量效应基础上,产生了这些福利损失?本文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集中探讨地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投资与趋同性竞争间的作用机制,在描述地方政府投资的增长效应同时,期望对地区竞争中所涌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等现象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提供行为逻辑与经济解释。本文按照“地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投资与趋同性竞争”两条并行思路而展开,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的增长效应与传导机制过程。从实证结果看,我国中央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拉动作用,但是其实际效应具有典型的时变特征。中央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上升,而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历一个上升过程后开始趋于稳定。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投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大。此外政府投资的不同构成存在着显著的效应差异。其中生产性投资对增长的刺激作用更为直接和突出。上述的结果证实了我国政府干预的实施主体确实已经从中央政府转移到了省际政府层面。接下来,本文针对私人投资、消费与地方政府投资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模拟。在地方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关系上,我们发现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够在短时期内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入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挤入将转化为挤出效应,更长期的考察实际支持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论断---政府投资长期看是中性的。此外,中央投资对私人投资并不存在显著影响。积极财政政策确实能迅速改善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水平,但是,其更多的属于对私人投资的替代,而私人投资的变化却具有典型的不确定特征,政府的投资预期也不会直接的影响到私人投资者的热情。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乘数效应”确实发生了,但却仅发生在那些国有经济主导的部门,结合我国产业和部门经济的结构差异,或许,这形成了两种循环,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内部,政府投资的增加形成了强烈的产业需求,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微弱的反映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和民营经济行业中,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私人投资的上升,但是,两个循环的相对独立、有限货币供给条件下稀缺性上升导致的资金成本增加,却会在更长的时期挤出私人投资,进而形成“热者更热”与“冷者愈冷”的现实。如果再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及国有资本对传统和下游产业的介入,这种挤出将在更短时间内发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际加剧了经济中国有、非国有的结构失衡。与之关联的,在研究地方政府投资对居民消费将产生何种影响时,我们导入了度量政府行为特征的控制变量。并确实得到了显著的估计结果。地方政府投资相对规模的差异,即大政府与小政府模式,以及政府投资的约束强弱,显著影响着财政政策对消费的传导与效果。总体看来,大政府模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更为突出,这与传统的认识是一致的。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则正好相反。因此非生产性支出与转移支付的增加,确实能够对消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经济驱动机制的改善与扭转将依赖于政府更多的民生关怀与收入分配机制的修正。在完成地方政府投资的增长效应分析后,本文将研究中心转移到了地方政府投资与地区竞争,我们在财政分权的地区竞争框架内,从产业结构趋同的经济现象出发,引出了趋同性竞争的问题,结合中国现实的制度特征与区域竞争现实,本文论证了产业结构趋同与趋同性竞争间的差异所在。并且在一个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分析中,论证了整体上的“结构趋异”与特定产业“趋同性竞争”并存的中国区域竞争的特征。为了进一步对上述论断提供证据,本文利用相似系数实证测度了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工业部门两种产业视角下省际经济体中的趋同性特征。结论表明,在传统工业部门,我国区域间并不存在结构趋同,甚至出现了结构趋异,但在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和具有政策优势的产业中,却出现了高度的结构趋同。也就是说,我国区域间确实存在着结构趋异与新兴产业结构趋同的并存现象。并且在不同的政府激励信号作用下,表现出经济高增长与局部产业恶性竞争的伴生形态。也正是这一中国区域经济特征,能够对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衍生的种种乱象提供更为完整的解释。最后,在区域经济中存在结构趋异与趋同性竞争伴生现象的逻辑前提下,本文还从财政分权的框架入手,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偏好特征与行为异化,具体说来,高度分权的权责不匹配框架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需要,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形成了双重的扭曲激励。进而使得地方政府投资行为表现出投资饥渴、追求政绩、投资短视与地方保护倾向的投资偏好。也正是在这种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作用下,衍生了趋同性竞争的恶果。为了对趋同性的生产、发展和固化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还利用古诺均衡博弈模型,在结构趋异背景下,对我国在一些新兴产业中为什么会出现区域的趋同性竞争提供了解释。结论表明,只要中央政府在新兴产业上释放较强的绩效信号,由于地方政府投资偏好的作用,重复建设与趋同性竞争就会在偏离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更进一步的,由于地方政府偏好的作用,即使中央政府观察到了这一趋同性竞争,也会由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模式,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与产业协调难以发挥效用。从而出现了趋同性竞争的固化。作为全文的结束,从破解趋同性竞争困局、修正地方政府激励体系的目标出发,本文给出了调整地方政府投资偏好的相关建议,加速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主体的转移、构建地方政府权责匹配的分权模式、强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与预算透明度等措施将能够从根本上修正地方政府当前扭曲的激励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投资的优化,进而解决趋同性竞争、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市场分割等一系列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