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骚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两大源头。以《诗经》为代表,以“诗言志”为核心内涵,形成了文学史上的雅正诗学传统；以《楚辞》为代表,以“发愤抒情”为核心内涵,则形成了文学史上的怨愤诗学传统。论文的第一部分是对“雅正诗学”的释名和先秦两汉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雅正诗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的概括。雅正诗学以“诗言志”为其核心内涵,“雅”是《诗经》的精髓和典范精神的体现,崇尚“中和”是雅正诗学的哲学内涵和审美理想。雅正诗学还与孔子论诗之“兴观群怨”说和周代的礼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汉代以后,“温柔敦厚”说的出现标志着雅正诗学之独立,在《毛诗序》的影响下雅正诗学则形成了言“美刺讽谕”之志的政教文学观,将个人之写作“公共化”。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先秦两汉以《楚辞》为代表的怨愤诗学传统之形成及其内涵。忠君爱国是怨愤诗学的思想根源,独立不迁的高尚人格是怨愤诗学的人格根源,怨愤诗学传统之特质的形成与楚文化的涵养亦有密切关系。“发愤抒情”是怨愤诗学的核心内涵,“贤人失志”与怨愤之事是怨愤诗学的主题和表现内容,注重“私人化”情感的表达则是怨愤诗学最重要的特征。王逸在注释《楚辞》时还提出了“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的说法,力图在“志”、“情”之间寻求平衡。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志”与“情”即雅正诗学与怨愤诗学在两汉时期之嬗变。两汉的雅正诗学是以“讽谏”为宗旨,服务于政教的“言志”诗学。讽谏一直是汉大赋所寄寓之“志”。尽管赋中关注之“事”有所不同,不断变化,从“奢俭”之论到“折以今之法度”,再到“折之以王道”,同时伴随着“义正事实”和“讽谏征实”等对“事”之要求的出现。但以“事”言“志”的目的没有改变,都是希望通过赋的写作实现讽谏之初衷,达到讽谏的效果。两汉的怨愤诗学则是“抒情”与“自慰”相结合,是文士们用以“抒情慰志”的心灵诗学。而从言志赋开始,“志”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果说大赋之“志”是寄寓“讽谏”的政教之“志”的话,那么到了言志赋中,政教之“志”则开始逐渐转变为文士的个人之“志”。由“慰志”到“显志”,“言志”与“抒情”传统开始结合。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在“士人的自觉”、“人的觉醒”的基础上,汉末至魏晋诗歌中“志”、“情”的融合。四言诗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到“叛散五经,灭弃风雅”,乐府诗歌则“感於哀乐,缘事而发”,《古诗十九首》注重对个人世俗真情的表达,至建安文士则在汉末文人“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和追求世俗之真性情的基础上,又拾起了雅正诗学“言天下之事”的传统,从“雅”至“怨”再到“雅怨”结合,将“情”“志”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建安文士在“时代哀情”笼罩下进发出来的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是以真情为基础,由雅正诗学的政教之“志”向文士之“志”转变,“志”、“情”结合的表现,其标志便是曹植的“情兼雅怨”。由于“志”、“情”之融合,至陆机终于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最后的结语略叙诗骚传统的形成。要而言之,本论文力图将“言志”的雅正诗学和“抒情”的怨愤诗学在汉魏晋时期之嬗变梳理清楚,并揭示以“情”为基础的“雅”“怨”诗学“志”、“情”之融合,及诗骚传统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