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全球经济衰退，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2l世纪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更是席卷全球，各国贸易保护形式更加多样化，手段更具隐蔽性，且具有更高的保护效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贸易摩擦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　　 入世后，中国出口规模迅速增长，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幅达30％以上，2003年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作为世界市场规模巨大的新兴力量，中国正在改变原有的世界贸易格局，这势必会影响到原有贸易格局的既得利益者。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数量、规模都在大幅增加，这是中国与各国经济联系加强和出口竞争力提高的必然结果。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的中心。　　 我国经济与外贸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处于贸易摩擦多发期，从我国内部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与迅速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相比，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制度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法规、技术标准和统计方法存在制度性差异；出口产品结构的特征加大了我国对外发生贸易摩擦的机会，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及其国内产业直接竞争，而且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发生越来越多的竞争，同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过于集中，也加大了我国对外发生贸易摩擦的机会；国际产业转移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因此导致的加工贸易高速增长，均加大了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同行业企业竞相压价，互相竞争和内耗，引起出口秩序混乱，也加剧了对外贸易摩擦的局面。　　 主要贸易伙伴国与中国均有不同程度的贸易摩擦。发达国家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最具代表性。贸易摩擦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突出现象，中美贸易摩擦深受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同时又反映了中美在经济体制、产业结构、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基本差异和矛盾。发展中国家中。以印度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最为频繁、制裁最为严重，并引发了对其他国家的连锁效应。一方面，印度贸易政策法规具有很强的保护性，贸易争端调查和裁决的透明度较低，制裁随意性和力度较大；另一方面，中印两国产业结构有较大的相似之处，使两国贸易结构有较大的竞争性。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与历史上的日美贸易摩擦存在很大差异，而中国与不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在发生领域、焦点、程度和原因等方面也具有不同特点。因此，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应注意政策措施实施的侧重点。　　 在不同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之中，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以美国为例，其政府制定某种贸易政策的目的在于争取各利益集团所掌握的选票而在竞选中获胜，以谋求自身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而言，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取决于其国内的相关利益集团进口替代部门、出口部门、消费者群体、第三国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势力对比。美国对华保护主义倾向的贸易政策的形成，更多地取决于各贸易相关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院外利益集团对国会议员种种游说的影响。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与中国发生的贸易摩擦与冲突，政治经济因素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　　 应对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首先要对传统的贸易发展战略进行调整。中国传统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越来越表现出其局限性：不仅加剧了资源与环境压力，加大了对外依赖性，影响对外经济安全，而且容易激化对外贸易摩擦，恶化对外经贸关系。最终，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贸易的利润空间却在不断缩小。因此，在贸易发展战略调整过程中，其基础要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要建立发展中大国必需的完整工业体系，同时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以国内市场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并实现进出口的动态平衡。伴随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我国的对外经贸政策(表现在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方面)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在具体措施方面，要借鉴美、日、欧等国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吸收其成功经验和做法。贸易摩擦的激化使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矛盾突出，同时也成为加速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动因，因此，我国应以此为契机和动力，广泛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加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优化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从短期看，主动采取战略性的出口限制措施，如自愿出口限制和出口关税，对于缓解对外经贸关系，减少摩擦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外，对于不同类型的贸易摩擦和与不同国家发生的贸易摩擦，我国采取的策略也应有不同的侧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