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中心外围秩序是国内社会封闭性等级秩序的空间拓展,而安全困境最终能够引发权力转移战争的空间结构条件是国家间中心——外围结构。因此,当世界体系的结构出现多中心无外围变化时,安全困境内部的两个过程——螺旋上升过程与战争触发过程就分离开来,这种只上升不崩溃的安全困境使得新兴大国能够和平崛起。在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家系统结构与国际体系结构不断互动,最终使得多中心无外围现象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出现。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崛起模式由城邦——外邦、宗主——殖民地,转向科技、平等贸易与联合自强相结合,东方国家的崛起模式由统一封闭进化为对外开放与内部区域性增强相结合。从崛起机制的角度看,西方的大国崛起模式变迁是由自弱机制进化为自弱与自强相融合的机制再到统一地区为更大国家的过程,而中国的机制变迁次序则是先统一国家使国家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大国,然后是自强机制,最后变革为自强与自弱组合机制。国家崛起机制变化的次序差异使得中西方国家崛起模式明显区分开来。西方的科技与贸易的国家富强之路对于边界稳定的国家不断突破自我发展限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国家的时间流动通道的打开使得中国传统的自强机制成为中国的一种优势,使得中国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增强敏感性的同时能够将自己的脆弱性维持在低水平。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具有一种自给自足的国家能力,这种大国能力是西方传统大国所不具备的。欧洲、东南亚、非洲等不同地区的一体化运动正是在弥补自己不具备的自足能力。当新兴国家积极融入开放社会以后,国家崛起的挑战就转移为如何获得一个内部自足的相对封闭界限以求得危机时的保护和特异性的支持。随着东西方的相互学习,区域化现象借由全球化的加深得到进一步的恢复——西方的地区一体化、中国内部的区域崛起。在中心存在但外围逐渐消失的空间秩序变动下,国家崛起需要融合自强和自弱两种机制,即对外开放与增强国家的自足能力两种方法并行。未来的大国崛起可能会有新的样式,但应该要具有中国崛起和欧洲自强的共同特征,即融合自己的封闭性和开放性,对自强机制和自弱机制进行某种组合,以减轻两种机制各自的负面作用,更好地实现和保持自己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