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要素非农化带来的资源损耗、环境污染、人居质量恶化等一系列新问题层出不穷,且日益严峻,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矛盾不断加大。为改变乡村持续衰落的现象,有序推进乡村转型发展,我国连续19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方针,以期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破解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难题。乡村转型发展可以测量人口、土地、产业、社会等方面的转型程度,因此开展乡村转型发展研究,揭示各子系统及其乡村转型发展的时空分异与空间关联格局,探测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子,据此提出乡村转型发展提升对策,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以人口发展转型、土地利用转型、产业发展转型、社会发展转型为子系统的乡村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37个区县2009-2019年乡村转型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与空间分析方法,探究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演化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特征,探讨区域各子系统转型发展与总体转型发展差异因素;然后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测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对乡村转型发展地区提出针对性建议与意见。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从子系统来看,人口发展转型与土地利用转型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产业发展转型呈先下降后上升态势,社会发展转型呈先下降而后保持不变态势。动态变化幅度大小排序为产业发展转型＞人口发展转型＞土地利用转型＞社会发展转型。从区域来看,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高与较高等级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转型发展处于中等等级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较低与低等级转型发展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渝东南地区与渝东北地区。从区县来看,各区县乡村转型发展变化存在差异较大,乡村转型发展区域差距不断缩小,但依然呈现出以主城地区部分区县为高值中心,以万州区为高值中心,以黔江区、秀山县为高值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口发展转型呈现出以主城地区部分区县为高值中心,以万州区为高值中心,以黔江区为高值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土地利用转型总体呈现“西高东低”的特征;而产业发展转型指数以主城地区部分区县为高值中心,渝东北地区以万州区为高值中心,渝东南地区由黔江区、秀山县为高值中心转变为以秀山县为高值中心的格局特征。社会发展转型空间分布规律性较弱,高值中心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的部分区县。（2）2009-2019年,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及其各子系统均呈现空间正相关,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其中,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总体呈出扩大态势;低值集聚区分布在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低高集聚区分布范围没有变化,仅有江津区。子系统方面,研究期间人口发展转型、土地利用转型、产业发展转型以及社会发展转型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人口发展转型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南地区和渝东北地区且呈现出减小趋势,高值集聚区范围不变。土地利用转型高值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和渝西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地区,呈现出扩大的态势。产业发展转型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地区,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低-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万州区与涪陵区,且在2019年全部退出。社会发展转型高值集聚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呈现先缩小后增大态势;低-高型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主城地区和渝西地区,范围不断缩小;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地区和渝东南地区,范围先增大后缩小,且向渝东北地区集中。（3）研究期间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影响因素变化较大,但乡村转型空间分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以及区位因素所决定的,工业化水平在2015-2019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不大;探测因子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强于单个因子对乡村转型发展的影响。（4）基于上述结论,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提出乡村转型发展提升策略。分区建议如下:（1）高以及较高转型发展区应整合耕地资源,减少人口流失。（2）中等转型发展区应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引导人口双向流动。（3）较低转型发展区应减少对政策的依赖性,发展山地立体农业经济。（4）低转型发展区应塑造乡村特色文化,建立生态环境付费的市场机制。整体建议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产业转型、社会转型4个方面开展,实施小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民多途径增收;合理布局农村居民点、优化乡村土地利用模式;加强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以乡村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拓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渠道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