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全面转型变革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驶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快车道”,1979-201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6%,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奇迹”。就GDP总量来看,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GDP总量达到82.71万亿元,远超日本稳居世界第二位,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60%,相当于日本、德国、英国三国GDP的总和。就人均GDP来看,中国在全世界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175位上升至2014年的第100位,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53980元,位列世界第69位,北京、上海等部分发达省市经济总量和人均GDP超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且越来越凸显,反映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比如人均收入仍然偏低、整体经济素质不高、城乡区域差距较大、产业结构层次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城市化发展滞后、金融体系仍不发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这些结构性矛盾构成了现阶段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和潜在威胁,为加快推进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建设,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亟需找到破解之策。本文在对相关经济发展理论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内容和国内外相关研究趋势,试图构建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分析框架,具体包括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测度及评价等,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结合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2003-2016年中国及各地区、各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时空演进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做出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综合评判,并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首先,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包容性发展理论中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相关论述,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效率、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效益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明确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和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其中,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等同于经济发展效率,代表性指标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既全面反映生产率的综合水平及其变化情况,又考虑了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等因素,而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不仅包括“量”的内涵,即经济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质”的内涵,即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层面发展的优劣,是“量”和“质”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分别对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和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研究进行述评。其次,根据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界定,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方向距离函数并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中国2003-2016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ML指数及其成分变动的地区间、省际间的差距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狭义的经济发展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广义的经济发展质量内涵以及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由5个维度、12个分项指标、24个基础指标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出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计算出2003-2016年中国及30个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以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维度指数,计算出2003-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指数值和2003年、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局部指数值,探究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最后,提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路径选择包括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结构优化发展路径、生态绿色发展路径、高层次开放发展路径和成果分享路径,对策建议包括构建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营造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环境、抢占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位置和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