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尔违法行为是最广泛的破坏市场秩序的反竞争行为,但由于卡特尔的隐蔽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很难发现和查处该行为,反垄断执法往往会陷入僵局。为此,美国首次提出了宽大制度,极大提高了查处卡特尔案件的效率。我国也在2008年《反垄断法》中对宽大制度作出规定,但是该规定表述非常笼统,可操作性不强。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适用指南(征求意见稿)》,对我国宽大制度的适用对象、程序等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补充,2019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又出台了《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统一了宽大待遇的标准。但总结我国宽大制度的立法和执法实践,宽大制度仍存在申请主体范围过窄、宽大待遇规定未体现差别化、对申请者保密措施的缺失等问题。通过借鉴宽大制度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总结域外先进的制度设计,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宽大制度:首先,应当将个人纳入宽大制度的主体中,并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垄断协议违法个人的刑事责任,同时应有条件地将宽大制度适用于行业协会,也同时对消极主体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其次,对于调查启动前和调查启动后的减免幅度需体现差别性,并且申请宽大者的数量也要作出限定;此外,完善宽大制度的保密措施,同时保护申请者的身份信息和证据材料;最后,引进额外宽大制度,预设额外宽大的减轻幅度,建立我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模式。希望通过以上完善建议的提出来完善我国的宽大制度立法,以期更好的发挥宽大制度打击垄断协议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