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其发展状况关系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新常态能否正常运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奠定了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基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物质条件的改善,对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传统的制造业产品已无法满足市场要求,这就要求制造业企业积极寻求转型升级路径,向生产价值链更高端攀升。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以前,购进服务产品所缴纳的营业税不能在增值税链条中进行抵扣,重复征税不仅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也提高了企业的纳税成本,同时也不利于制造业与上下游的服务业企业的业务往来,进而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障碍。中国于2012年开始进行“营改增”试点,于2016年“营改增”改革全部推开,虽然改革的直接受益产业是缴纳营业税的第三产业,但作为第三产业的上游企业,“营改增”改革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扫除了障碍,消除了重复征税,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为其转型提供了助力。论文围绕“营改增”改革展开,通过对“营改增”改革效应的分析来对增值税的进一步改革提出建议。另外,由于制造业的生产规模、经营状况等不尽相同,其转型升级的路径也千差万别,但根据工业化阶段论理论的分析,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当前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50%,且服务业与其他行业融合也成为趋势,制造业服务化不仅符合当前国际和国内的趋势,也是制造业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保持企业长远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在研究“营改增”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这一转型升级路径。本文首先介绍了论文的研究的背景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等;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概念,并介绍的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其次论文又分析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以及“营改增”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路径,包括“营改增”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总效应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的中介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10-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营改增”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否显著,同时制造业服务化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本文又以修正的价值量来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制造业服务化的中介效应。最后,根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增值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营改增”有效的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例如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生产方式的改进以及经营范围的扩大和转型;(2)“营改增”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不显著,改革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不存在制造业服务化这一中介效应,这与理论研究结论有出入,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资源价格的上升,中国制造业低生产成本的价格优势不再,亟需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相结合,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基于此,论文针对政府进一步税制改革的方向提出了相关建议,继续完善增值税制度,简并税率、加大税收优惠力度,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完善配套设施,加快增值税立法,加强税收政策宣传、引导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