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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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做出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等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作用定位、发展方向和总体目标,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市在大胆推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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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做出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等决策部署,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作用定位、发展方向和总体目标,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市在大胆推动社会组织管理改革创新,特别是在社会组培育扶持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设计、使用了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去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并较好地实现了提升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塑造社会组织服务品牌和引导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政策目标。本文对广州市政府培育社会组织中的政策工具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对十八大以来广州市的社会组织培育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和量化研究,通过构建“政策工具—社会组织发展链”的二维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政策工具结构体系。研究发现,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政策工具的发展存在一定特点和规律:从政策工具维度来看,更多偏向于环境型和供给型,且三种政策工具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从社会组织发展链维度来看,培育政策工具对社会组织发展链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覆盖较为全面,且总体相对均衡;从两个维度的交叉效应来看,社会组织发展链中的“基础保障”、“能力建设”、“作用发挥”均涉及三种政策工具类型,而且这三个环节中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使用也存在结构不够完善的情况。其次,结合本土实践,探讨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政策工具对社会组织的基础保障、能力建设、作用发挥、品牌塑造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并发现广州市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工具运用存在政策工具结构有待优化、政策工具设计存在缺陷和政策工具运用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最后,针对如何优化广州市社会组织培育政策工具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优化培育政策工具的结构、优化政策工具与社会组织发展链间的组合、加快分类扶持政策工具的开发使用、加强政策工具的统一性与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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